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的故事(实用3篇)
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的故事 第1篇
王安石(北宋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搜狗百科
王安石王安石出身于临江军(今江西樟树)，生活在地方官家庭，自幼聪颖，读书过目不忘。而且他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各地，更增加了社会阅历，开阔了眼界，目睹了人民生活的艰辛，对宋王朝“积弱”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青年时期便立下了“矫世变俗”之志。在他进入仕途地方官吏时，能够关心民生疾苦，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由于较长时期接触了解社会现实，对北宋中期隐伏的社会危机有所认识，“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考中进士，授淮南节度判官。之后调任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为人正直，执法严明，为百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组织民工修堤堰，挖陂塘，改善农田水利灌溉，便利交通。在青黄不接时，将官库中的储粮低息贷给农户，解决百姓度荒困难。1058年冬，王安石改任三司度支判官。嘉佑三年(1058)《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法度必须改革，以求其能“合于当世之变”，要求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抑制大官僚、大地主的.兼并和特权，推行富国强兵政策。王安石认为变法的先决条件是培养人才，因此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改革取士。废明经，设明法科。进士科不考诗赋考时务策，整顿太学，唯才是举，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
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
签书淮南东路节度判官公事：江苏省扬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的秘书[地级市]；
鄞县知县事：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区长
舒州通判：安徽省安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地级市]；
江南东路刑狱：相当于一个省政法委书记或者纪委书记[江西、安徽一带]；
江宁知府：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
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的故事 第2篇
剪裁精当 言简意赅-北宋文学家王安石《河北民》
《河北民》
王安石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
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
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
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
⑴河北：指黄河以北地方。
⑵二边：指北宋与契丹、西夏接壤的地区。长：长期。
⑶输与：送给，这里指缴税纳赋。官家：指朝廷。事：供奉。夷狄：中国古代东部、北部的两个少数民族，后用作泛称。这里指契丹和西夏。
⑷千里赤：赤地千里，寸草不生。赤，空。
⑸州县：指地方官府。给：应承，负担。河役：治理黄河的工役。
⑹就南：到南方就食谋生。南，指黄河以南。
⑺“悲愁”句：意谓百姓悲痛愁苦，在大白天也感到天昏地暗。
⑻无颜色：指愁容惨淡，面色苍白。
⑼贞观：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627-649)。
⑽斗粟数钱：史称贞观年间，境内大治，连年丰收，一斗米价仅三、四文钱。兵戎：指战争。
河北的老百姓日子真够艰难，生活在边疆与辽国和西夏相连，
一家家生男育女学习耕织，粮食布帛交给朝廷再向敌国奉献。
今年的大旱灾赤地千里，州县官吏依然抓壮丁去把苦役承担，
老少相互搀扶向南逃荒，河南虽然丰收，老百姓也缺粮断餐，
边民的愁苦如阴云遮空，天昏地暗，行人见了无不神情黯然，
无法逢时生在贞观年间，那时几文钱买一斗稻谷，没有战乱!
《河北民》是王安石古诗中的代表作，作于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当时，辽和西夏结成联盟，经常侵扰中原，所到之处，“俘掠人民，焚荡村舍，农桑废业，闾里为墟”。而北宋政府却采取苟安政策，搜刮民脂民膏献于辽和西夏，以求得暂时的安宁。广大人民尤其是黄河以北的平民百姓深受边患、赋税、徭役等压榨之苦。这首诗便是当时黑暗社会的真实写照。
诗的开篇写道：“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这里，“河北民”是白居易新乐府诗“首句标其目”的写法;“二边”，指当时北宋王朝与两个少数民族_辽和西夏相毗邻的地区。这两句诗突出“近”与“长”二字，概述黄河以北边地的人民因“生近二边”而长期饱尝辽和西夏的侵扰之苦，暗写是北宋王朝实行“守内虚外”政策造成了严重的边患，总领全诗。
接下去，诗人选取了一组典型材料，具体描写“河北民”的“长苦辛”：
一是赋税之苦。“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官家”，指朝廷;“事”，是供奉;“夷狄”，古称东方和北方的少数民族，这里指辽和西夏。黄河以北边地的人民家家养儿育女，让他们男耕女织，结果是“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全都上缴朝庭供奉辽和西夏的贵族。这里，既反映“河北民”深受赋税之苦，也点明其缘由是“官家事夷狄”，从而讥刺了北宋王朝靠搜刮大量的民脂民膏供奉辽和西夏来求苟安的屈辱行为。
二是饥馑加徭役之苦。“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赤”，意为空尽无物;“给河役”，即做河工。大旱之年，辽阔的土地上空荡荡的一无所有，“河北民”饥肠辘辘，度日如年，然而，官府却不管其死活，仍然催促逼迫他们去做河工。天灾人祸，饥馑加徭役，“河北民”的苦辛更不堪言。“家家”两句诗写“河北民”受赋税之苦，刺“官家”;这两句诗写“河北民”受饥馑加徭役之苦，刺“州县”。二者结合起来，便集中而深刻地揭露了当时暗无天日、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
三是流亡之苦。“河北民”无计可消除赋税、饥馑、徭役之苦，只得老少相互搀扶着逃荒到黄河以南，以期能脱离苦海：“老小相携来就南。”根据这句诗，我们可以想象得出：“河北民”蓬头垢面 ，衣衫褴缕，老少相搀着背井离乡，三五一群，步履维艰地走向黄河，设法驾一叶小舟飘向黄河南岸……
“长苦辛”的“河北民”逃荒到黄河以南，而黄河以南百姓的命运又是如何呢?这就极自然地引出下文：“南人丰年自无食”，黄河南岸的百姓丰收尚且无衣无食，歉收就更不待言了。“南人丰年自无食”，取材精当，表明当时“长苦辛”的不只是“河北民”，还有“河南民”，也即所有的劳动人民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灾荒之年无处求生，苦不堪言，即便是丰收之年也无衣无食，“难以卒岁”。这句诗里渗透了诗人对北宋王朝屈辱求和，转嫁赋税于民，向辽和西夏进贡，地方官吏则借机向百姓敲榨勒索的`愤懑之情。
至此，黄河两岸人民深受阶段剥削和民族压迫的悲惨遭遇已基本上反映出来了，但诗人犹嫌不足，又推出这样一个镜头：“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你看，行人面无血色，悲愁充塞天地，白日为之昏暗，诗人以此景物描写和夸张之笔续写百姓之苦，更具形象性、典型性。
诗的最后两句“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是“卒章显其志”。“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贞观之治为唐代最兴盛的时期。李世民曾于贞观十五年(641)自称有两大喜事：一是连年丰收，“长安斗粟值三四钱”;二是“北虏久服，边鄙无虞”。这里，诗人将国富兵强的太平盛世贞观之治与北宋王朝“守内虚外”政策所造成的积弱积贫、边患严重的社会现实相对照，委婉地表现了诗人对北宋王朝的不满和对理想世界的向往，深化了诗的主题。
从以上的简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这首诗在写作上的显著特点是剪裁精当，言简意赅。全诗旨在反映当时平民百姓深受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之苦，表现诗人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世界的向往。为此，诗人精心选取了一组富有典型意义的材料：一是“河北民”家家男耕女织，缴纳赋税给朝廷“事夷狄”;二是大旱之年无收成，可官府仍逼迫他们忍饥挨饿“给河役”，人祸天灾;三是为了谋求生路，“河北民”背井离乡，“老小相携”逃荒到黄河以南;四是“南人”丰收也与歉收一样无衣无食;五是行人(包括“河北民”与“南人”)面无血色，悲愁充塞天地，白日为之昏暗;六是与当时社会现实形成鲜明对照的唐太宗贞观之治。这些材料，以一当十，围绕“河北民”的“长苦辛”，巧妙自然地构成了一幅完整的艺术画面，真切深刻地再现了彼时彼地的社会生活，也使《河北民》成为一首名作。
名家评价
徐州师范学院教授吴汝煜：王安石是宋朝的大政治家，这首诗表明他有敢于抨击时政的胆识，这正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和诗人最为可贵的品格。
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白居易新乐府“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的写法，在王安石的这首诗中也被运用得纯熟自如。
贵州大学教授谭蔚：与许多诗人和为政者一样，在介甫的心目中，被历史颂扬的府代太短时期那“贞观之治”，总是像三代以上尧舜的美好的传说一样吸引着人。其实，这种历史的幻影的本身，就几乎是一些若存若亡的什说，然而有心的人们却总在那里低回向往。介甫尤不能例外。
广西师范大学教授雷启洪：王安石揭露的是从“澶渊之盟”到宋夏和议后，五十多年来国势江河日下，积贫积弱，民不聊生的惨象。其用心是针砭时弊，期待当国者改弦局辙，实行变法革新。诗的题材扩大了，主题深化了，立意更高了。
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的故事 第3篇
解读北宋文学家秦观
秦观一 生坎坷，所写诗词，高古沉重，寄托身世，感人至深。苏轼过扬州，亲自看望秦观，正巧孙觉、王巩亦在高邮，乃相约游东岳庙，载酒论文，吟诗作赋，一时传为佳话。
秦观，生于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卒于徽宗元符三年(1100)，字太虚，后改字少游，高邮人。他主要经历了神宗(1068—1085)、哲宗(1086—1100)两朝。这是王安石变法渐次失败、旧党重新走上政治舞台又再次退出的时期。在这时期内，社会危机日益加剧，统治层的内部斗争也日益激烈。而且从北宋开国到南宋灭亡，宋王朝始终处于强敌的威胁之下，北宋时期辽和西夏经常骚扰边境，无力制止的宋王朝就以每年供给巨额岁币的条件求得妥协。这种内忧外患的时代困境，成为士大夫心中的重负，也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话题。所以宋人不像天马行空、气冲牛斗的唐人般洒脱浪漫，而是普遍怀着深沉的忧患意识。今天我们看宋朝文人的诗文，很容易感受到严谨、深沉的特征。面对时代的困境，宋人将承担社会责任与追求个性自由兼容整合，向内寻求个体生命的意义，完善自我的人格修养。宋代文人的生命范式也因而更趋冷静、理性、脚踏实地，以平淡为美。这是少游生活的时代大背景，翻阅少游一生心血所结的《淮海集》，我们也不难发现他同样是在用自己的方式面对这样的时代困境。
根据秦观的生活历程，大致上可以把他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分期参考徐培均《淮海集笺注》前言)。
前期从熙宁二年(1069)作《浮山赋》始，至元丰八年(1085)止，其中有两度漫游(熙宁九年与孙莘老、参寥子同游汤泉，以及元丰二年春搭乘苏轼调任湖州的便船南下，从游八月)、三次应举(分别在元丰元年、五年和八年)，其余时间基本是在家读书，有时也会参加轻微的田间劳动。高邮物产丰富，但当时阶级矛盾比较尖锐，秦观曾表明他对农民起义是持反对态度的，元丰初年曾写策论《盗贼》等，向上献治民术，这显然与他的经历分不开。另外，因为当时的考试制度的关系，秦观在仁宗至和元年(1054)入小学，至熙宁四年有十六年的时间寒窗苦读，除了四书五经、佛老哲学及一些兵家书以外，主要是为诗赋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底子。又因熙宁四年以后科举改用经义、策论，少游出于“养亲”需要闭门却扫“与诸弟辈学时文应举”，所以元丰年间他更加留心时事、历史，他的策论也渐渐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苏轼及后之论者均赞誉有加。《淮海集》中策论的品质是相当高的。
青年时期的秦观是理想高远、慷慨豪隽的。他曾对好友陈师道说：“往吾少时如杜牧之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乃与意合，谓功誉可立致，而天下无难事。”恰同学少年，他是意气风发的，然而每当他的个人理想在现实中受挫，他就会流露出悲观、苦闷的情绪：“人生忤意十八九，月得解颜能几度!”(《答朱广微》)“莫嫌天地少含弘，自是人生多偏
狭。”(《自警》)这固然是因为年轻气盛人生经验尚浅，所以心胸和眼界也不够豁达开阔。但是与苏轼相比，一首《和子由渑池怀旧》，也是面对人生的疑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26岁便有如此充满智慧与哲思的见识。东坡乐观豁达、积极向上的精神一直到晚年也从未被诸事蹉跎、人生艰难而磨灭，反而是愈挫愈勇。但是其实即使在科场上有过两次失败，少游也没有放松学业。“兰生幽谷，不为莫服而不芳”，他是抱有大器晚成的信心的。而且在元丰五年第二次考试失败的时候，他积极自勉，针对自己以往“不勤”和“善忘”的缺点，极其勤奋认真的进行调整，取经传子史之文编成若干卷，朝夕讽诵。
值得一提的还有，元丰二年春少游赴会稽省亲，为时达半年多。时乌台诗案发，苏轼就逮。诗人赶回湖州打听消息沉痛的写道：“七年三过白蘋洲，长与诸豪载酒游。旧事欲寻无问处，雨荷风蓼不胜秋。”少游曾在熙宁五年初访孙莘老、熙宁七年访李公择以及元丰二年随东坡共三至湖州，前后七年。这首诗细细读来还是很有一番深沉感慨的味道的。这个时候少游三十出头，正是而立达不惑之年。总的来说，这一时期记游之作占多，是创作上的发韧期。
中期从元丰八年(1085)考中进士开始至绍圣元年(1094)止，经历整个元祐时期。
元丰八年少游登焦蹈榜进士第，除定海主簿，不久调蔡州主簿。至于他回京在职，经过元祐初年苏轼、曾肇等人的引荐，元祐三年秦观被召回京，但是未能授馆职。这个时候洛党、蜀党相互攻击有愈演愈烈之势，于是苏轼以病疾乞请到外郡任职，少游自然也是受到牵连，郁闷的引疾回到蔡州。元祐五年(1090)五月以后因范纯仁、蔡肇荐，为太学博士、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历秘书省正字、国史院编修，在京四年。少游曾两度遭到_，分别在元祐三年和元祐六年七月，他并未直接发之于吟咏，只在某些诗篇中作了一些曲折的反映。这一时期的作品篇章相当丰富，内容也较复杂，同前期模山范水之外加入了对政治的关心，是为创作的发展期。
在这段时期，少游虽然不得意，但作品中反映出来的毕竟还能有一股向上的力量，仕途上还没有到绝望的境地，总是有希望在召唤着他。所以，作品虽然大都写得比较缠绵婉转，还保留着一种朝气和对生活的追求，语意“清新妩丽，鲍谢似之”。抒离别之情也只是一种淡烟流水般的哀思，是一种可以随时摆脱得了的愁苦。后人有讥评秦少游诗为“女郎诗”，固然是从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少游诗风妩丽的特点，但在笔者看来更有一层暧昧的色彩，因为在理学儒教盛行的宋元以“女郎诗”讥之，很容易给人造成某些误解，尤其是给几百年后的读者来说。吕本中在《吕氏童蒙诗训》中评论到“少游过岭后诗，严重高古，与旧作不同”，冯煦在《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中谈到“少游以绝尘之才，早与胜流，不可一世;而一谪南荒，遽丧灵宝。故为词，寄慨身世，闲情有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乱，悄乎得《小雅》之遗，后主而后，一人而已。……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无论是“严重高古”、“有古风”，还是词才词心之论，都说明少游贬谪时期的诗歌与前期相比确实是不同的。前期佳作读来是如饮醇醪，沁人心脾。而后期诗作中有的是回肠荡气的身世之慨。然而遗山“乞命于毡裘之君，假息于崩角之帅，而可以女郎少少游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