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学论文(汇总32篇)

民俗文化学论文 第1篇

摘要：在对公共政策如何引导民俗文化的持续发展方面，目前还没有较完备的专门的政策体系，无论是学术论文还是文化书刊类关于民俗文化的专著都较少的给予深入研究，大多数都是从某一个方面去论述民俗文化的意义，都是一些零散的言论，缺乏系统性，本文在参考多数有关资料的基础上整合这些方面的理论资源，并提出了个人的观点，看法，为进一步在民俗文化研究方面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浅谈 民俗 文化 发展 思路

民俗文化是人类在不同的生态文化环境和心理背景下创造出来的并在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传递，演变成为不同类型和模式的文化。它不仅构筑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而且还构成了各民族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公共文化政策的制订应依据党的_报告建设小康社会，文化更加繁荣的要求。在正确对待民俗文化的基础上，以发展民俗文化产业的高度来引导其可持续发展，充分挖掘资源优势，拓展民俗文化的产业领域，不断丰富产业样式，努力提高民俗文化产业效能。

一、发展民俗文化应遵循的原则

1.宽容性原则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公共文化政策制订过程中应当具有允许文化多样性与多元化的胸怀，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指导思想，担负起保护民俗文化，发展民俗产业的责任，扮演民俗文化“守夜人”的角色。

2.选择性原则

不可否认民俗文化本身是一种有争议的文化理态，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是其特点。在比较优劣中筛选，对其精心鉴别，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真正的做到去粗取精，去芜存真的目的。

3.创新性原则

把高新技术引入民俗文化，提高民俗文化的科技含量以求以信息化推动民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二、民俗文化发展政策体系的完善

政府大力加强建立健全民俗文化产业扶植政策，确保民俗文化的健康发展。

1.重点引导和培养典型民俗文化政策

公共文化政策出台为一些典型的民俗文化“正名”给予其政策和机会，及公平的竞争环境。如东北二人转不应再认为它是“黄”不应再认为它是低俗，没落的代名词。要进一步放宽文化领域的市场准入，鼓励其以产业化竞争的姿态走向世界，以同等的文化身份参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2.优秀民俗文化发掘保护政策

联合教育 ，宣传部门搞好民俗文化的发掘，宣传，教育工作。在对待民俗文化的问题上，文化主管部门以政策待遇鼓励考古研究人员，认真发掘发现我们已经遗失或没落的优秀民俗文化，来重新评估他们的价值。

对优秀者加以继承和弘扬，协助好教育和宣传部门认真做好民俗文化的教育宣传和保护工作。

3.税收优惠政策

政府每年安排一定经费用于民俗文化发展的贷款贴息，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发展前景好的民俗文化产业的支持力度，拓展适合民俗文化产业机构特点的贷款融资方式和相关保险服务。

4.投资政策

建立规范有效的筹资机制，形成多渠道投入的体制。提倡事业型文化单位走国家投资和自我发展并重，向经营管理型转变的道路，鼓励适当开展有偿服务和多种经营，以弥补事业经费不足；支持文化事业单位和企业横向联合，争取企业长期稳定的投资；吸纳社会捐资赞助；允许文物，博物机构利用外资合作进行考古发掘，文物研究和保护；鼓励境外机构和个人投资兴办国家倡导的文化事业或公共文化设施。

5.人才培养政策

鼓励人才引进和培养政策。放宽政策、简化手续，有计划地引进国内外有一定知名度的各类高素质民俗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才。实行人事制，逐步推行民俗文化专业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的自主择业。允许有特殊才能的民俗文化专业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以其拥有的民俗文化品牌、创作成果和科研技术成果等无形资产占有文化企业的股份，参与收益分配。鼓励民俗文化产业单位与高校联合，发展与民俗文化产业相关的高等教育如可尝试在各级学校教育中设立民俗文化相关专业，特别是在高等院校中培养民俗文化高级专门人才，为民俗文化事业持续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证。

重点培养一批熟悉民俗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业务并掌握有关国际规则的人才，以及民俗文化经纪人、主持人、艺术家和会展策划等专门人才。

6.扶植民营民俗文化产业政策

鼓励个人，企业社会，以各种形式创办国家政策许可的民俗文化产业，对其在规划建设，土地使用，税费政策，从业人员职称等方面与国有民俗文化单位同等对待。

三、鼓励和支持文化交流政策

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传统民俗文化。传统民俗文化的某些变迁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是不应阻挠也是无法阻挠的事实上任何民俗文化都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任何一个民俗文化要充满活力就必须与其它文化相接触交流，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弘扬本民俗文化的同时去吸收其它民族的优秀文化去借鉴国外先进民俗文化成果，然后在与这些异质文化的交流中不断实现民俗文化的发展创新促进它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四、民俗文化改革和发展并重的文化政策

文化部门制定政策引导民俗文化的根本目的是保持它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在认识到民俗文化尽管有或多或少的不健康的不科学的成分，我们当在认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同时尽量最大程度的反映真实的民俗文化。因为“如果一种民俗（如传说神化，民间故事，成年礼）等内容，与当前社会盛行的价值和态度偏离太远，他将会被遗忘而不会继续被流传下去，既然某一民俗能够流传至今，则其价值观必有于现代的价值观相通之处。”

所以说在坚持对传统民俗文化改革的时候要保持其原生态的一面。我们应当认清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失去自己民俗文化的特色，也基本失去了民俗文化的生命力，更无法实现民俗文化的持续发展。同时在对民俗文化进行产业运做的时候应当首先考虑到我们这样做的初衷是为了民俗文化的持续发展。不能只是单纯的利用民俗文化追求经济利益，如果只顾赚钱使具有文化属性的传统民俗，因商业气息过浓而流于庸俗化，失去了民俗文化本身的真实与质朴，那么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它的吸引力而走向衰败。因此在实践中应当做到保护民俗文化的职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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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林国良，周克立.《当代文化行政学》

民俗文化学论文 第2篇

[关键词]宋代；婚服；礼俗

一个时代的服饰，是那个时代文化的表征。宋辽夏金时期，我国各民族交流频繁，融合进一步加剧。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各民族服饰在交融过程中相互影响、取长补短，中原宋王朝传统服饰吸收了许多少数民族元素，而北方草原民族服饰也逐步汉化。服饰是礼仪文化的重要载体，传统礼仪、风俗文化在多民族_并立的历史大幕下，通过服饰文化的交流，由中原王朝向周边少数民族_传播、发展。中原王朝内部，礼仪经历了统治阶层的不断调整、强化，最终形成了不同于汉唐的、独树一帜的风格、体系。服饰作为礼仪文化重要表现形式，其分等级、定尊卑的作用也进一步加强。为了人生最重要的仪式——婚礼而准备的婚服，是传统礼仪文化的重要象征。无论是婚礼用的服装、化妆、配饰、都是当时社会审美取向的体现。华美、精致的婚礼服饰，是服饰文化的精华所在，也是礼仪规范的集中体现。研究婚服，能够更直接的了解这一时期各个区域的服饰审美取向和其中蕴含的礼仪文化内涵。近二十年来，虽然婚姻礼俗和服饰研究这两个方向研究成果卓著，但将它们相结合，研究婚礼服饰与婚俗、礼仪关系以及婚服的礼制内涵的文章却不多，可以说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

一、研究服饰、礼仪的古籍、专著

有关婚礼服饰的内容在众多史书中曾被提及，如在《宋史》[1]、《辽史》[2]、《金史》[3]、《西夏史》[4]中都对皇帝、后妃、命妇、官员等贵族的礼服形质有详尽的记载，并做了具体的规定。郑樵所著的《通志》[5]中对天子、太子、后妃、官员的章服和婚礼仪制也有明确记载。这类史书虽然记载了统治阶级的章服制度，但并没有专门对婚姻服饰进行记录。尽管如此，透过这些记载，我们还是可以一窥那个时代华美礼服的形质，婚服做为其中的精品，也必然包含了这些礼服的特点。

官方史书只关注了统治阶级，对于广大民众的婚礼服饰没有给与很多的笔墨。朱熹的《朱子家礼》[6]以及司马光的《书仪》[7]则对士大夫阶层的婚礼流程及礼仪规范进行了细致的描述。这俩部书侧重对礼仪习俗、规范的阐述，给我们认识和了解这个时代中下层人民的婚姻形态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但是对婚服给与的描述只有寥寥几笔，一带而过。

到了现当代，研究服饰通史的著作颇多，最著名的要数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8]，这部著作通过研究考古资料如壁画、画卷、刻印等，对中国历代传统服饰作了详尽的介绍，并对其中的文化内涵做了细致的刨析。其中第一百零二到一百三十一章是研究辽宋夏金的服饰，沈从文先生更多的从平民服饰入手研究，展现了这个时期社会各个阶层的衣着习俗。孙机著的《中国古舆服论丛》[9]对封建贵族阶级的舆服制度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描述了解那时婚礼服饰的基本特征。此外，陈茂同的《中国历代衣冠服饰志》[10]、朱和平著的《中国服饰史稿》[11]、周锡保的《中国古代服饰史》[12]、陈高华与徐吉军编著的《中国服饰通史》[13]、周汛及高春明编著的《中国古代服饰风俗》[14]、黄能馥编著的《中国服饰通史》[15]、王民泽编写的《中国古代服饰》[16]、臧迎春著录的《中国传统服饰》[17]、张书光《中国历代服装资料》[18]等都是研究我国古代服饰的著作，这些专著侧重点不同，叙述方式不同，可以说从不同的角度相互佐证，使我们更清晰的认识我国古代服饰的整体面貌。此外，王瑜所著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服饰》[19]对北方少数民族服饰进行了系统的介绍。王青煜所著的《辽代服饰》[20]、赵评春和迟本毅著《金代服饰》[21]为研究辽代、金代的服饰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黄强著的《中国内衣史》[22]是一部专门对历代内衣形质进行收录、介绍的著作。周汛及高春明编著的《中国历代妇女妆饰》[23]、孟辉撰写的《中国历代女子服饰史稿》[24]是专门研究女子服饰的著作。周汛和高春明编著的《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25]是研究我国服饰文化的重要工具书。阅读这些专著，可以让我们从各个角度，全面的认识宋辽夏金时期衣着服饰的状态，领略传统服饰的魅力。在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挖掘隐藏在这些靓丽衣饰下的礼仪内涵。在这些书籍中，并没有专门研究婚服的篇章，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此外，相关的服饰美学著作也是做论文的重要资料，近年来研究服饰美学的文章不少，主要有：叶立诚的《服饰美学》[26]、蔡子谔所著的《中国服饰美学史》[27]、高春明编著的《中国历代服饰艺术》[28]、兰宇与祁嘉华的《中国服饰美学思想研究》[29]。

除了研究服饰的专著外，关于礼仪、民俗研究的著作也是我要了解的重要部分。台湾学者彭利云所著的《宋代婚俗研究》[30]，是一部全面介绍和分析宋代婚俗礼仪的专著。美籍学者尹沛霞著，胡志宏译的《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31]，从外国人的视角审视宋辽夏金时期的女性和婚姻，有许多独特、新颖的观点。王文宝著的《中国民俗研究史》[32]对我国传统民俗做了系统、深刻的分析研究。朱瑞希等所著的《辽宋金社会生活史》[33]对辽、宋、夏、金的社会生活面貌做了全面的展示。陈戍国著的《中国礼制史·宋辽夏金卷》[34]对这一时期几个_的各种礼仪制度做了论述。此外，陈顾远《中国婚姻史》[35]、吴存浩《中国婚俗》[36]、彭林著的《中国古代礼仪文明》[37]、王炜民编著的《中国礼仪文化》[38]、钟敬文《中国礼仪全书》[39]都是研究婚姻礼俗的重要资料。

二、相关的论文

研究宋辽夏金时期婚服、婚俗的论文并不是很多，主要研究服饰的有：贾玺增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首服研究》[40]、殷冰瑶的硕士论文《探究中国历代婚服上的民族元素》[41]、邓雅的硕士论文《探究我国汉族女性婚礼服的演变和创新》[42]、王雪莉的硕士论文《宋代服饰制度研究》[43]。相关的有杉本正年著、樊一译的《中国古代的服色及其思想背景》[44]、许星《中国古代民间婚礼仪俗中的着装风俗初探》[45]、乔婷《宋代服饰特点的研究与探析》[46]，陈熠鑫、韩丽东、郝云华的《浅谈宋代服饰的民俗风格》[47]、谢檣《宋代女性词中的妆饰民俗》[48]，这几篇论文多从民俗的角度分析宋代服饰的特点，对婚礼服饰提得不多，也没有谈到其礼制内涵。

对于婚礼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有：吕友人、王立军所撰《宋代婚礼概述》[49]、于佐君《谈婚姻礼服文化的变迁》[50]、《中国传统婚礼习俗》[51]、甄进忠《中国古代婚礼浅论》[52]、彦斌《中国婚礼仪式史略》[53]、包福存《婚礼仪式研究综述》[54]、李金玉《略论中国古代的婚礼》[55]、大勇《中国传统婚庆礼俗与当代婚礼》[56]、段淑萍《中英婚俗文化及差异》[57]、王启发《礼义新探》[58]等等。

对于婚俗研究的主要有：王歌雅《中国古代聘娶婚姻形式略论》[59]、黄修明《中国古代“服禁”论》[60]、《中国各地婚俗》[61]、鲍宗豪《中国婚俗的文化意蕴》（1992年第5期）[62]、韩芳《中西传统婚俗之比较》[63]、《中国特色婚俗》[64]、鲁婷，陈娟娟《浅析中国“彩礼”婚俗存在原因》[65]。

对于少数民族服饰、礼仪进行研究的有：岛田正郎、何天明《辽代契丹人的婚姻》[66]、黄莉《辽代婚姻综述》[67]、杨富学与孟凡云《契丹媵婚制考略》[68]、夏宇旭及赵玮彬《辽金契丹女真婚制婚俗之比较》[69]等论文，为我们研究辽国婚姻礼俗提供了资料。谢静的《敦煌石窟中的西夏服饰研究》[70]、孙昌盛所撰的《西夏服饰研究》[71]、石小英《西夏平民服饰浅谈——以Д为中心》[72]、陈霞的《西夏服饰审美特征管窥》[73]等几篇文章都在西夏服饰方面做了比较细致的研究。牛达生《从考古发现看唐宋文化对西夏的影响》[74]、艾红玲《西夏礼仪制度考论》[75]等文章对西夏婚礼制度作了介绍。关于西夏服饰、礼仪方面的论文相对而言很缺乏，这方面的研究也很不足。研究金代服饰、礼仪的文章同样比较缺乏，只见到俞超伟所写的《填补金代服饰制度的空白》[76]这篇文章通过考古发现充实了金代服饰史料。此外还有王春蕾《试述金代女真族服饰及演变》[77]以及顾韵芬、高岩、李丹《金代女真族服饰文化的整合性发展》[78]等。这些文章虽然为我们在服饰、礼仪这一领域进行探索、挖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让我们用以学习和借鉴，但是它们都没有对婚礼服饰及其与礼仪、风俗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的研究，鉴于这方面的内容对于我们清晰地认识宋代的服饰文化、礼仪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我认为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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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学论文 第3篇

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 文章 来源 于 3 e d u 教 育 网

一、研究的对象及意义

“传播生态”是美国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提出的一个概念。“传播生态是指情景中的传播过程”,“所有远距离的传播都包含某种媒介或某种形式的技术,他们给讯息以形式”〔1〕。也就是说只要有传播活动,必定有媒介或者说技术的参与。传播生态是指社会传播行为发生的整体系统环境,它包括人自身的因素、信息技术媒介的特性、传播的开放性和易接近、易获取性、易交流性等,在这个互动传播过程中就会形成“传播生态环境”,并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传播生态有时也被称为媒介生态。

民俗艺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的形态,它以其固有的模式得以传承,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得到延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就在每个人的身边。特别是在与外来艺术文化的交流、对话与碰撞中,民俗艺术就会更加凸显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民俗艺术自身的力量及其影响力,以及交流与传播的重要性。民俗艺术由于其自身特质之所在,在其保护愈来愈得到关注和重视的情况下,其传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民俗艺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需要保护,更需要传播,只有在传播中才能永葆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生命力不仅在于保护层面,更应让其广为流传。

民俗艺术作为“传承性的民间艺术,往往作为文化传统的艺术符号,在岁时节令、人生礼俗、民间信仰、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应用”〔2〕。“‘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使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3〕作为艺术学的分支学科,民俗艺术学“愈来愈受到学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在我国艺术学学科的迅速发展中和全国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实践中,民俗艺术学理论的构建已成为十分急迫的任务”〔4〕。以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研究,可拓展民俗艺术理论研究的视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把传播生态首先看作是一种视角,对媒介、信息及传播活动过程与关系进行可持续的生命关照;其次,民俗艺术中的传播生态也是一个领域,它可将传播学、生态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拓展交叉研究领域。

对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要立足于对民俗艺术生存状态与发展变迁的思考,将传播生态理论运用到民俗艺术的题材、主题、特征、性质、价值、功能、传承、变迁等方面的分析中去,研究传播与民俗艺术间的共生、互动关系,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认识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与魅力;通过传播生态这个研究视域,考察民俗艺术传播中媒介表述、干预和构筑民俗艺术及生活之关系,进而探询审美、气象、文化、科技、受众诸生态因子对民俗艺术发展产生的影响。因此,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有其价值所在:其一,传播生态关注民俗艺术传播过程和互动中的各种关系;其二,传播生态研究为民俗艺术传播中的话题提供一个空间和关系的基础,使它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相互联系;其三,民俗艺术的传播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变动的,当今民俗生活和民俗艺术均处于“媒介环境”中,传媒日益成为民俗艺术变迁过程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传播生态研究考察民俗艺术生长的环境及对人们的影响,揭示传播与民俗艺术变迁不可分割之密切关系。

二、相关研究成果及研究现状

民俗艺术研究自我国上世纪40年代便已开始,最早是从对民俗学的研究开始的,后逐渐从中剥离出来并自成体系。解放前关于民俗艺术的研究主要是“从艺术史研究出发,较集中在民俗艺术文物的调查与研究方面,而较少涉及民俗艺术的基本理论问题”〔5〕。建国后,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民俗艺术研究取得了突出进展,相关着作也陆续出版发表。其中与民俗、艺术、传播和生态等关键词相关的研究着作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的研究向度。 二是专题性研究。此类研究中论及民俗艺术与传播和生态及与此相关内容的着作较为有限,有:熊术新、苗民、孙燕的《中国云南两个少数民族村落影像民俗志:民俗文化在传播中的意义蜕变》(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路善全的《在盛衰的背后:明代建阳书坊传播生态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张泽洪的《文化传播与仪式象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道教祭祀仪式比较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朱慧珍的《诗意的生存:侗族生态文化审美论纲》(民族出版社,2005年)等。这些研究对民俗艺术的某些类型或品种进行深入的具体研究,以实证为基础,或从传播意义角度、或从生态文化角度着重于对其艺术特色的个案分析。这可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提供鲜活的个案资料,并启发本研究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的思路,以个案材料的分析探究支撑研究的宏观理论观点。期刊资料与民俗艺术传播或生态有关的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约有几十余篇,在这些论文中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传承的基础理论研究,如王汝澜《试论民俗的传承、传播与新民俗》(《民间文学论坛》,1983第3期),周福岩《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民俗研究》,1998第3期),黄静华《民俗艺术传承人的界说》(《民俗研究》,2010第1期);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文化生态的专题研究,如冯光钰《鼓吹乐的传播与文化生态环境》(《人民音乐》,1996第1期),孙信茹《甘庄的民俗生活及民俗艺术:传媒视野下的个案分析》(《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刘祯《论民间小戏的形态价值与生态意义》(《文化遗产》,2008第4期),艾亚玮、刘爱华、张成玉《文化生态的迁变与瓷板画艺术发展路径探究:以南昌瓷板画为例》(《装饰》,2010第6期)。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传播生态理论,以此为理论启发点,从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综合研究,相关的传播生态理论着述主要有:徐国源、谷鹏的《当代传媒生态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支庭荣的《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苏炜的《大众传播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邵培仁等着《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美]大卫?阿什德着、邵志择译《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华夏出版社,2003年)等。

纵观上述文献,基础理论性研究的相关着述多集中于民俗学研究视野,或集中在大艺术传播研究;专题性研究的着述多集中于民俗艺术的文化传播形式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上。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对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专门的、深入地研究的专着、论文,但是相关书籍、论文资料是本研究开展的前提和基础,将对本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个案启发,启迪本研究以整体性的融合的眼光、以深入的理论阐发与规律概括、以加深理论整合度与纵深感为宗旨展开。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将以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问题为研究对象,首先梳理和确认传播生态研究的学术基础,进而对民俗艺术传播的主客体关系、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维度、传播内涵与生态形式等各方面进行探索,力求对民俗艺术的现代传播生态进行深透地阐释,致力于以整体而科学的艺术学视角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作不同层面与视角的意义呈现。

三、研究方法与视点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文献研究法、分析归纳法、交叉研究法、历史比较法等方法展开。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几种方法可互相渗透、互为参考,以此打开民俗艺术传播生态论的方法论路径。文献研究法是根据研究目的,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了解民俗艺术传播生态问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助于在此基础上发掘本论题现存在的研究空白点、以进一步探讨并深挖其研究意义。

分析归纳法是通过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专题性个案研究。本研究需要从个性到共性,发现一些共同的艺术传播规律或传播生态特征,做到个案剖析和理论总结相结合、田野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使论文达到理论研究高度,这要有赖于归纳法的采用。交叉研究法是运用艺术学、传播学、生态学、社会学、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本论题进行综合研究,这些学科在高度分化中又高度综合,之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在语言、方法和某些概念方面,有日益统一化的趋势。以艺术学学科理论为先导,交叉研究法可拓展本论文研究视野、开拓思路。

历史比较 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 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 ：艺术试论 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 我对美学方法、学科定位及审美价

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 文章 来源 于 3 e d u 教 育 网

法是本论题的研究需从总体上寻找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形式观念与人的精神需要之间的关系,当民俗艺术被放在时间坐标中审视时,需要把握时间的生命精神与民俗艺术传播变化、生态观念之间的关系,通过历史纵向比较时间坐标中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变迁,可挖掘其表象中蕴藏的规律。研究视点首先是,采用多维视角。本研究系民俗艺术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以艺术学观照为主,结合采用传播学、民俗学、生态学等学科理论和资料来作分析整合研究,力求以新颖全面多方位视角呈现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的整体特色。

第二,把民俗艺术的研究和传播生态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崭新的视点。以往相关的一些研究主要是针对民俗学学科体系内的民俗传播与生态民俗研究、艺术学学科体系内的艺术与传播关系研究、以及生态文化角度的民俗艺术专题性研究,而把传播生态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纳入民俗艺术学研究视野的专门性理论研究尚属艺术学学科中有待涉及的新的研究尝试。

第三,重视规律概括与综合性表述。本研究虽为基础理论研究,但研究中也必须借助诸多鲜活且各具特色的个案资料,从具体的个案分析层面出发,进行民俗艺术与传播生态的相关性研究,从中探析抽取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特征与规律,并对其进行综合性表述与概括,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层面。

四、可行性分析

把传播生态理论纳入民俗艺术研究视野,具有可行性。其可行性分析主要抽绎了民俗艺术与传播生态二者之间的共性特征,并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它的内外部规律,试图从崭新的视角考察“民俗”与“传播生态”的交叉与共融。

其一,媒介生态学从生态想象介入传播研究,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媒介和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以期望达到生态平衡,具有批判的意义和反思的力量。而“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研究民俗艺术的特征,也要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与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可开辟在结构和互动关系中考察民俗艺术的视野,是一种动态的研究方式。

民俗文化学论文 第4篇

传播是通过符号和媒介交流信息的一种社会互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使用大量的符号交换信息，不断产生着共享意义，同时运用意义来阐释世界和周围的事物。美国早期的社会学家查尔斯•库利认为，传播是人际关系借以成立的基础，又是它得以发展的机理。从功能上讲，社会距离程度不同的人之间发生信息交流和沟通等传播行为，为的是满足结伴、克服孤独、自我认识、环境认知、社会选择等需要。

藏汉民族文化传播的现状

民族间的社会交往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在甘南州，文化交流与传播是民族间社会交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深刻地影响着双方的民族关系。民族关系的好坏又最终决定着民族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所以，文化传播和民族关系，两者相互影响，不可或缺。因此，我们在分析该地区藏汉民族文化传播的现状时，首先要准确把握其民族关系。

有学者将藏汉间的民族关系类型概括为“对等互助”，其特征为:交往双方都积极主动地吸纳一些外来文化要素并将其纳入本民族的文化体系之中;在交往的过程中，双方的互动表现出时密时疏、时深时浅的特点，具有一定的随机性，但从整体发展来看，双方互动的总量是平衡的;互动双方的民族文化系统对外来文化的排拒力相当，双方谁都不能够深入对方的文化核心，改变对方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道德伦理。

“对等互助”型的民族关系，对藏汉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目前，甘南州藏汉文化交流与传播的现状，可以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来分析。

1积极方面

1．1民俗文化的交融

甘南州藏汉民族在民俗上有许多共同之处。饮食方面，平时吃锅盔馍、油层馍、汤面条较多，有腌制浆水、咸白菜的习惯，喜吃扁食、炒菜。民间节庆方面，甘南州自古就有过春节的习惯，这与等地的藏族过藏历年的情况不同。该州藏族同胞和汉族一样，每年也过腊八、小年、大年、正月十五、端午节、八月十五、六月六。过端午节时，藏族同胞用当地的一种野菜做包子，门窗上插放杨树枝、各种花卉，以求吉祥。八月十五，正值麦收季节，藏汉人民一起宰牛烹羊，喜庆丰收。这些都是该州藏汉民族间文化交流与传播的结果。

1．2语言词汇的丰富

藏汉民族间的长期交往，给彼此的语言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为两个民族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有力凭证。毫无疑问，甘南州的藏族同胞最初的语言是纯粹的藏语，但自从与汉族有了文化的交流后，其语言词汇丰富了很多。如:沙依(山芋)、拌悉(扁食)、当盏(灯盏)、切壶(铁壶)、当洛(灯笼)、码卡(卡码)、卡肩(坎肩)、汗戴(汗褡)、杂粑(糌粑)、伊(油)、勃子(包子)、丹壶(电壶)等。现在，甘南州的藏族普遍学习汉语，有许多汉族干部和群众也学习藏语。在商品经济大潮中，经商的汉族为方便做生意，经常学习一些常用藏语，已有不少人精通藏语。

1．3宗教交往的和谐

作为一种包含传统最多的社会联系的精神力量，宗教在现代交往中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影响着交往的方向和效果。就群众性的宗教生活而言，宗教的交往特征除了想象和超验的神性外，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与宗教艺术交织在一起的社会交往。在我国藏区，藏传佛教分为五大_: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觉襄派和格鲁派。甘南州的藏族群众大多信奉黄教，即格鲁派，以拉卜楞寺为代表。

拉卜楞寺坐落在该州夏河县城以西的大夏河之滨，由第一世嘉木样活佛创建于1710年，是中国黄教六大宗主寺之一。该寺终年香火旺盛，朝拜者络绎不绝，尤其在每年的晒佛辩经活动期间，更是人声鼎沸，信教群众和僧侣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在此，汉族同胞也会来观看各种法会法舞、古老的藏戏和南木特剧。藏汉同胞一同沉浸在这片独特的藏族宗教文化的浓重氛围之中，尽情领略其风采。

2消极方面

2．1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冲突从历史上看，甘南州的藏汉两个民族基本上都是移民而来。其中，藏族的一部分源于，是唐代东进吐蕃的后裔，还有一部分是明代以后从青海、四川迁徙而来。从甘南州的汉族来源看，从秦汉到明末清初，中原地区的汉族或因历代王朝的移民政策，或为躲避饥荒战祸而大批移居此地。民国初年，汉族人口已占有相当比例，逐渐成为该州仅次于藏族群体的一个重要民族。

尽管藏汉民族在此地有着如此悠久的交往史，但正如人类学家乔治•马尔库斯所认为，经济、政治及民族特质等诸多方面的多样性，决定了不同文化之间无法消弭的差异，从而导致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冲突。上世纪八十年代，甘南州某乡的王家(藏族)与吉家(汉族)因牲畜问题发生口角。吉家认为，自家的牛被王家偷走，两家争论不休。在发生口角的过程中，吉家的年轻人认为，王家作为“老藏”竟敢欺负汉人，如果打闹不过“老藏”，在村中没有面子再见其他汉族年轻人。于是吉某大打出手，王家也不甘示弱，其中一位在公安局刑警队工作的王家成员正巧在家，抽出手枪打死了吉某。

上述案例里，吉家以是否有面子作为社会交往评价标准，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吉家始终认为王家作为“老藏”竟敢欺负汉人，失去了面子。这样一来，吉家对王家产生了一种报复心理，最终将口角演变成一桩命案。由此可见，民族心理对民族关系的影响有好有坏。如果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认识比较客观，双方交往会向着友好方向发展。然而，如果一个民族由于长期受到本族不正确的文化熏陶，对另一民族产生偏见甚至歧视，那么这种不健康的民族心理势必会带来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冲突，造成民族间文化传播的隔膜。

2．2跨文化传播的现代性困境

德国社会学家西梅尔曾指出，作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互动，跨文化传播首先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及文化陌生感，它更多地表现出人类对新奇的需要、通过认识他者而扩大精神交往领域的需要，这些需要始终是跨文化传播的内在心理动因。不难发现，甘南州藏汉文化交流与传播，实质上就是一种民族间的跨文化传播现象:首先，它的参与双方———藏族和汉族———是两个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其次，它的产生源于不同民族间精神交往的需要;再次，因客观存在的文化差异造成的文化冲突，会给民族关系带来不利影响。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许多藏区加快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步伐。在社会转型的大环境下，我们把藏汉民族跨文化传播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称为跨文化传播的现代性困境。

首先，藏汉文化相互影响和吸收一直以来都不是等同的，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规律就是文化相对后进的一方总是要多吸收一些相对先进一方的东西。如今，工业化进程深入到甘南州，愈发加剧了这种不平等。一直以来，藏族民居对旅游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建筑、服装和礼仪等能直接表达藏民族元素。但是，长期居住在该州的藏族人民对于自己传统的生活环境习以为常，没有意识到民族文化的珍贵，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很容易受汉地文化的影响。比如，在城镇建设中一味模仿汉地城镇的建设风貌，摒弃了自身的民族的优秀文化以及与藏区大环境适应的城镇建设风貌。

同时，在工业化进程中，都市社会的大变革推动着藏族群众生存环境的迅速变迁，这种变迁漂浮在城市现代化的激流中，呈现出自身难主沉浮而又不能随波逐流的艰难选择———传统与现代化、现代化与汉化，这似乎是作为都市弱势群体(仅指数量上)及其以民间文化样式存在着的小传统所注定的命运。在这个充满无序、解构、调适、重组的变迁过程中，我们看到藏族同胞正试图寻找自身在流动的城市社会中的重新定位。

面对这种情况，要摆脱困境，重要的途径在于转变民族间的跨文化传播观念。美国传播学家彼得斯在考察了人类交流活动的种种困境与传播观念的种种悖论后说:“交流的挑战不是忠实于我们的地盘，而是对别人抱原谅的态度，他们不可能像我们看自己一样来看我们。我们的问题不应该是:我们能够交流吗?而是应该问:我们能够互相爱护，能够公正而宽厚地彼此相待吗?”甘南州的藏汉民族在跨文化传播的时候，既要学会互相借鉴，展现文化的多样性，又要注意保护好民族文化特色。

藏汉民族文化传播的前景

在世纪跨越的今天，民族间跨文化传播的外部环境每天都在发生变化，“工业化”、“现代性”这些词汇已不再陌生。民族间的文化差异不可能消除，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冲突尚在，藏族同胞正经历着文化上的巨大冲击……这些都是甘南州藏汉民族跨文化传播面临的挑战。然而，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坚信，在传统与现代的博弈中，定能寻见藏汉民族跨文化传播的美好前景。

首先，工业化将会使民族关系在企业文化与传统民族文化的调适中协调发展。随着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企业在挖掘藏汉民族文化本身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将所能辐射到的民族地区的周边文化加以合理整合、传播，把民族文化中积极的成分通过企业的平台加以展现，这是甘南州的工业企业所具有的典型特质和优势，也是发展和提高民族间跨文化交流与传播水平的新契机。

民俗文化学论文 第5篇

【关键词】初中体育 民俗体育 引入 探析

民俗体育是一种传统性的体育活动，也是一种由民众创造且由民众享用的风俗活动。民俗体育在我国文化意义重大，将民俗体育引入到初中体育课程中，对民俗体育的传承与校园文化的打造都有着积极作用。

一、初中体育引入民俗体育的作用

（一）丰富教学资源

目前，我国初中的体育课程偏重于竞技体育教学，课程中的体育内容大都参照于西方的体育项目，这使得学校的体育课程没有自己的特色，学生的课程参与热情也不高。民俗体育的引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体育教学内容民俗化，同时也为初中体育课程提供了宝贵的特色教学资源。

（二）更好的传承与发展

民俗体育在我国长期处于发展缓慢阶段，其重要原因是民俗体育在场地、工具和传导方面实施困难，没有一个条件完善的平台进行传承与普及。而学校在以上方面有专门的优势发展民俗体育事业。在学校中，体育教师首先可以根据本地的文化特色选择适合的民俗体育项目，经过全面的了解后，再通过课程、活动、竞赛和文化节等方式向学生进行民俗体育的推广与传播。此外，民俗体育经由学校挖掘和整理后会逐渐走向规范化，比如舞龙、舞狮民俗体育项目就是从民间引入到学校体育课程中后，不断完善和规范发展的。

（三）增强民族自豪感

民俗体育具有强烈的民族特征，是各个民族共同的文化、智慧结晶，每一个民俗体育项目都是在独特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内涵的熏陶下产生的。学校将民俗体育和体育课程相结合，使体育教师在传授民俗体育知识的同时，也能让学生了解到我国民俗文化中深刻的民俗寓意和独特的文化魅力，从而实现提升青少年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目的。

二、初中体育与引入民俗体育的措施

（一）改革体育课程

为了让民俗体育更好的融入于学校的体育教学中，相关教育部门和学校应该深入改革传统体育课程，积极调整课程的安排与计划，在原有的体育理论知识教学基础上，科学合理的加入民俗体育内容，将有利于开展体育教学的民俗体育资源有目的性的引入其中，并制定出详尽的实施方案。在政策上，学校应该提供相应的政策保障，切勿使引入过程走形式过场，有意识的把课程的安排和教材的选定偏向于民俗体育方向。只有这样，学校的体育课程改革工作才能得到确切落实，对民俗体育的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才不会成为一纸空谈。

（二）结合地域优势

我国是一个地域大国，地域、环境、社会和生活习俗的不同，使民俗体育文化发展出众多的支流与派系，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局面。由于地域条件的差异，我国民俗体育可具体表现为“南人擅游，北人擅骑”。例如，狩猎游牧民族的民俗体育形式有“叼羊”“骑射”和“摔跤”等。农耕民族的民俗体育形式就有“舞龙”、“舞狮”、“打草球”和“抢花炮”等。而以渔牧为主的民族形成了“赛龙舟”和“珍珠球”等民俗体育项目。由此可见，地域和民族的不同也产生使民俗体育的形式表现出多种多样的特点。此外，即使不同的地域有一个同样的民俗体育项目，也可按照南北区域的不同进行划分与区别，如民俗体育项目“舞狮”就有“南师”和“北师”之分。

因此，学校应该根据自身所处的地理环境，广泛收集多种形式的民俗体育资源，并以结合实际和用于创新的原则，利用独特的地域优势打造民俗体育课程，以此使学校形成特色民俗体育文化。

（三）加强学术研究

民俗体育的引入是从理论到实践的集中体现，因此加强民俗体育的学术研究，为其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是引入民俗体育重要的措施之一。

1.学校可以在体育部门设立专门的研究小组，再借助已成体系的相关资源，在本校中搭建民俗体育的学术交流平台。

2.相关体育部门还要要加强传统体育学科的基础建设， 在此基础上，培养出专门研究和实践民俗体育的人才。

3.除了独立的研究和实践外，学校还要把发展措施延伸到其他形式的资源，比如加强与民间民俗体育人才的联系，以合作的形式开发与创新民俗体育项目，以此让学校的体育课程更具层次性。在其立项课题方面，学校可以持合理的政策倾斜态度，推动民俗体育的研究工作。

（四）培养师资队伍

师资队伍的培养对民俗体育的引入起关键性作用。民俗体育不是简单的体育运动，其背后有大量的理论知识和运动原理，只有为教师创造出更多的培训与实践的机会，鼓励教师投身到理论知识的学习中，教师才能设计出高效和生动的教学方案，使民俗体育更好的面向学生传播。此外，高水平的民俗运动员大都是民间艺人，因此，学校应安排技师与民间艺人加强对民俗运动的交流，使两者多互相学习和沟通，帮助教师纠正不足，总结经验，提高教学水平。

（五）加大资金投入

如今民俗运动发展的制约性原因是资金短缺，学校应该从提高体育课程的质量出发，关心青少年的身体素质发展状况，加大对民俗体育的资金投入，让民俗体育对体育课程和青少年的运动水平发挥积极作用。加大资金投入的具体措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

1.结合学校的自身实际情况，增强对特色民俗运动项目的资金投入力度，优势项目科重点发展，一般项目也要得到切实扶持。

2.改善学校的运动场地，提高设备质量，增加器材种类，为民俗体育课程的开展打好基础。

3、重视活动和比赛这两种形式的重要性，定期组织民俗体育活动，举办民俗体育比赛，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民俗体育社团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或补助。

以上措施的积极实施，能使民俗体育能朝良性化发展，激发出学生和教师对民俗体育的参与热情。

民俗文化学论文 第6篇

论文摘要:民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反复出现、并代代相习的生活文化事象。而民俗以空间观念划分类型可分为“农村民俗”与“城市民俗”，它们作为彼此分离又相联系的文化范畴在日常生活中无形的控制着人们行为，我们从社会民俗的主要功能出发，分析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的内涵，探究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在社会结构、文化背景以及心理特征上的差异，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更多因素的出现，城乡民俗文化呈现出整合的趋势。

民俗是作为主体的人所创造并享用的对象，它存在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具有实在的功能，满足着主体的需要。从乡村到市镇、再到都市，是人口流动、聚集和社会发展的渐进性结果，它们各自的民俗文化形态正是不同空间下主体的阶段性需要的表达。“城市民俗”与“农村民俗”作为民俗空间类型中最重要的两个领域，其研究既是人的研究，也是社会的研究。

一、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在社会结构上的差异

不同的社会结构是产生不同文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之所以能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质的差异，即在于城市与农村的社会结构带有截然不同的性质。

城市自兴起的那个时刻起，其社会结构就与农村有着极大的不同，城市的出现被视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这种文明的表现首先在于地缘关系打破和替代了农村所存在的浓厚的血缘关系，从而使社会结构的变化成为促使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出现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与农村人口相比，城市人口虽然也带有一定的地域性特征，但是这种地域性特征却因城市人口来自五湖四海而与农村带有极大的不同，来自不同地区的城市人口在某种程度上打碎了农村顽强存在的血缘关系。

中国的农村是传统的第一产业的主要基地，其社会生活长期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制约。在农村，血缘关系不仅一直是影响民俗文化发展趋向的主流，而且也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的儒学文化赖以产生的基础。农业生产的不可移动性，不仅使中国农民产生了对于土地的眷恋，而且使血缘关系长期存在，从而使这种关系成为滋生农村民俗文化的一种主要温床。“农村民俗”作为一个笼统的、集合的概念，因劳动对象与劳动空间的不同而形态多样，各具其趣。在以稻麦种植、蚕桑生产、猪羊养等为主的农业村落，形成了依赖血缘联系、情牵大田作业、关注岁时节令的“农村民俗”，说到底，就是一种血缘文化，而在农村文化中最为讲究的是长幼、尊卑，这种规范扩大到生活细节中去，就形成了一定的“礼”和“俗”。

城市民俗文化是一种排除了血缘关系的以行业或者社团等关系为基础的民俗文化。城市以城池、街市为标志的人口聚集地，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的、或经济的、或文化的、或军事的中心，而现代都市又可能是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教育中心、科技中心、交通枢纽和旅游中心。城市的居民来自五湖四海，主要靠三百六十行谋生，并因此形成城市文化的多样纷呈的特征。它们同具有非农业的共性，但彼此民俗却不尽相同，其类型构成与乡村民俗相比，可谓大相径庭，因此，城市民俗文化更多的体现为行业民俗文化和市民生活文化。在行业民俗文化中能够集中地反映和体现城市民俗文化的是商业民俗文化，城市就是以商业为主要产业而进行发展起来的，行业民俗文化在城市民俗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当然，对于促使不同城市形成各自较有特色的民俗文化也具有决定意义。

二、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在文化背景上的差异

所谓民俗文化背景，是指民俗民俗文化在其滋生与发展的过程中所处的基础条件及文化氛围[3]。虽然农村民俗文化也受到文化环境因素的制约与影响，但是与城市民俗文化相比，能够对城市民俗文化起到影响和制约的因素，要比农村民俗文化的范围广阔的多。

(一)农村与城市的经济方式不同

农村以农、林、牧、副、渔为业，其生产依赖土地等自然资源，具有自给自足的性质;而城市汇聚着工商百业，依靠资金、手艺、交换、时局而发展。乡村经济虽是旧时的经济支柱，但易受地形、气候、水源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乡村远离政治中心，因此，它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处于从属的地位;而城市的行业生产能超越地理因素的束缚，成为政治与文化中心不可或缺的基础，并以上层社会和市民阶层的需求而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领有主导的地位。不同的经济条件以及基础设施，产生的民俗文化肯定不尽相同，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二)农村与城市的人口特征不同

农村的主体是农民，他们的人口构成较为单一，大多以血缘村落相聚居，并依赖祠堂、族谱、族规、族长而凝聚成宗亲群体，他们的文化程度一般较低，主要从事田间的体力劳动。城市的主体是市民，他们多为迁徙之徒，先后来自八方的乡野，具有多族源、多姓氏的特征，并且相互杂居于空间狭窄的街巷之中，各干其业，经长期相处、磨合，逐渐褪去原先的地方色调，整合出新的城市民俗，城市的居民因生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而广闻博见，相对农民来说，构成了文化素质稍高的人力资源，同时也因为各个地方的不同人员整合出新的城市民俗文化，不同于其以前生活环境中的民俗，并很快适应其中。

(三)农村与城市的语言应用不同

农村的语言应用一般取方言土音，常用俚语俗称，少见新词新语，地方性特色突出，村民间的口头语言彼此雷同，反映出他们生活的群体感强，而个性化弱。城市的语言应用因市民八方汇聚而五音混杂，一般为下层多地区方言的纷呈和上层官话的并用，并逐渐混成新的城市语言。相对乡村语言，城市语言因阶层、行业、教育、交际等情况的不同而表现出个性化的特征，且语词丰富，新语迭出，包容着丰富而鲜活的社会生活信息。农村与城市的娱乐方式也不尽相同。农村中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活动比较活跃，山歌、谣谚、传说、故事等村民间口耳相传。城市中的民间文学体裁以笑话、新故事和政治讽谣居多，秧歌、扇舞等民间舞蹈转化成晨练性体育活动，歌厅、舞厅、酒吧、茶馆、网吧、健身房、游泳馆、室、步行街、休闲广场等成了市民的娱乐空间，城市的娱乐圈相对开放，没有家族、社区、行业、性别等的明显区分，相对农村来说，城市中的社交与娱乐有着更多的选择，不同的选择，就产生了不同的语言民俗，而民俗的产生，主要依赖于语言以及文字，这样就造成城市民俗与农村民俗的差异。

三、城市民俗与农村民俗在心理特征上的差异

由于历史的时间原因和地理的空间原因，在中华民族的大文化背景下，形成了近现代以来中国特有的乡土农业文化和都市工业文化两种不同文化类型的异质并存，体制原因造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4]，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土壤，在这些文化土壤上根植出各自的社会心理特征和价值观念体系。城乡两种文化心态的总体差异，比如在政治心理方面，乡村是圣贤期待心理占优势，而在城市则是独立自主意识占优势。不同代际之间的社会心理差异，如乡村社会第一代人表现为苦难的忍耐和听天由命，而城市社会的人则表现为解放的追求和艰苦创业;如对第二代人的比较:以食为天、故土难移与忍辱负重、游离谋生;对第三代人的比较:压抑的变态欢愉与新生的困惑奋起;对第四代人的比较:不畏天命的发财意识与自觉平庸的享乐主义。不同阶层的城乡心理差异，比如以相敬如宾的夫妻关系为自豪的乡村道德妇女与追求自身解放为目标的城市现代女性;满足于一知半解的乡村术士与追求多极真理的城市知识分子，讲求实用的“下里巴人”与讲求享受的“阳春白雪”等等。

多神崇拜与无神危机的宗教信仰心理差异;以礼代法与有法无“天”的伦理法制心理差异，都是农村民俗心理与城市民俗心理典型的差异[5]。乡村农民基本上仍以体力劳动为主，而城市市民则处于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转换时期，农民与市民在需要和情感方面的巨大差别与生产方式变革密切相关。外来文化的冲击也是成因之一，文化只有在沟通和交流之中才能相互融合和发展。由于地理技术因素，农村往往在接受外来文化方面与城市有一个时间差，或者说农村受外来文化的冲击必须以城市为媒介，因此城市必然优先得到与外来文化融合的机会[6]。再加上乡土文化又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缺乏都市文化的开放性，从而导致离城市越远的山区，其与城市的社会心理差距越大。

四、农村民俗与城市民俗的整合

农村民俗与城市民俗在存在明显差异的同时，还呈现出不断整合的趋势。

(一)城镇化的发展决定农村民俗文化与城市民俗文化整合的趋势

近年来，由于高速公路的连通、行政区划的调整、卫星城镇的建设、经济开发区和保税区的建立、郊外大学城的发展、一小时都市圈的规划等，加快了都市化的进程，确立了大都市作为中心城市的地位，带动了周边中小城市和乡镇的发展[7]。同时，相邻的都市圈之间也成为城市文化的辐射带和连接带，缩小了乡野的空间，促进了城乡民俗的接触与整合。城镇化，尤其是都市化，决定着城乡民俗整合的趋势。

(二)民族精神的一致性加速农村民俗文化与城市民俗文化的整合

乡民、市民同作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继承着共同的民族精神。这就是:爱乡爱国、团结统一、平和勤劳、自强不息、入世乐生、包容天地。作为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支柱，民族精神属于民族的整体，它超越地域、城乡、阶层、职业的限制，促进了内部的文化认同与民俗传习。此外，相同的民族精神还通过共同的语言、共有的制度、相类的器物、相仿的行为等而得到稳固和加强[8]。在同一的民族精神的支撑下，乡村民俗与都市民俗既有分离，又相联系，可以说，相互整合伴随着相互离异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当代整合是其中的主导趋向。

(三)“移风易俗”的倡导与推进将最终推动农村民俗文化与城市民俗文化的整合

孔子早在春秋时期就提出了“移风易俗”的概念，并把“移风易俗”看作道德建设的重要方面。司马迁则主张“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注意到时空变化对风俗的必然要求，体现出锐意进取的务实精神[9]。“移风易俗”既有伦理道德的要求，又有时空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驱动。当今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已打破城乡的分野，“移风易俗”适应着时空的变化已深入城乡的各个角落[10]。在这一过程中，民俗既有传承，又有变异，在某些方面缩小了城乡的区别，并融合着城乡的文化因素，形成了新的共有的习俗。

在城镇化、市场化、知识化、现代化的驱动下，城乡的差距正在缩小。这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的层面，更反映在精神观念的层面。城乡之间确实存在着观念的互感，并从深层推动着城乡民俗的整合，随着时代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当城乡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处于同一水平之时，城市民俗与农村民俗这两条轨迹便会融为一体，变成一条轨迹，从而构成华夏民俗板块，这是时代使然，也是历史使然，但也许会需要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才能完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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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方川.中国城市民俗研究述论[J].民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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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仲明.关于民俗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新疆社科论坛，1998，(03).

民俗文化学论文 第7篇

大量的民俗现象中，有一部分可以称之为传播民俗。

传播民俗既然是民俗事象的一部分，则依据人们对民俗事象的理解，我们可以把传播民俗解释为：以口头、风俗、物质形式存在，以民间传承方式流布的具有习俗性、风尚性特征的传播现象。

关于民俗事象的分类，乌丙安先生所著《中国民俗学》把民俗学研究对象分为经济的民俗、社会的民俗、信仰的民俗、游艺的民俗等，钟敬文先生主编的《民俗学概论》、石应平先生编著的《中外民俗概论》把民俗事象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语言民俗等四类。（1）王娟提出，目前“学术界一种较为普遍的分类方法是把各种民俗事项分为三大类”：一是口头民俗，是以口头语言的形式传播的民俗事象，包括叙事民俗、俗语民俗、音韵民俗；二是风俗民俗，是以传统的风俗和习惯的形式传播的民俗事象；三是物质民俗，是指以有形的，可以看得到的物质的形式传播的民俗事象。（2）如果我们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这其中的大部分都表现为传播活动或者与传播活动有关。

口头民俗无疑都表现为传播现象。风俗民俗也与传播活动密切相关。例如民间节日、民间信仰、游戏、具有某种意义的手势或姿势、仪式活动、民间舞蹈、民间戏剧、迷信等等也表现为传播现象或者包容了丰富的传播因素。以民间节日为例，民间节日即充满了传播现象，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瞿明安、邓启耀、王亚南先生认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节日……节日仪式、节日祭祀、节日服饰、节日饮食、节日游乐、节日造型物或象征物、节日禁忌等等要素集纳在节日这一容量甚大、形式多样的文化现象之中，传播着不同民族各自特殊的文化信息。”节日传播还有其特定的传播关系，“一方面，节日的发讯者就是参加节日活动的人群，节日的收讯者却是节日指述关系中的指述对象，或是虚构的神灵、祖灵和鬼怪，或是实有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另一方面，节日的发讯者和收讯者，全都是参加节日活动的人们。”（3）特别是春节，诚如肖放先生所说：这是一个凝结了我们浓浓的“伦理感情、生命意识、审美趣味与宗教情怀”（4）的节日。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曾说：“围绕春节这一节日的文化群，有饮食、娱乐、宗教、信仰、人际关系等多方面的内容。人们一年里忙忙碌碌，需要有个时间家人团聚，邻里往来，亲朋好友互致问候，行业之间进行团拜，使过去淡化的感情再浓重起来。唐人街离我们那么远，春节这一共同的文化一下就把我们联系起来了。就现在来讲，春节能体现和谐的人际关系，同时也在加强中华民族的整体凝聚力。”（5）春节是一个传播活动极为活跃而特殊的时期。以春节期间的内向传播为例，春节期间的内向传播不仅强烈而频繁，而且有其特殊性：深刻、系统、普遍，伴随着较为浓烈的情感活动。

即使是作为物质民俗的民间建筑、民间美术、民间服饰、民间饮食，也包蕴着大量的传播现象或与传播活动有密切关系。民间美术本身就是一种传播手段；而民间建筑，不仅共时性地传播着丰富的意义，而且历时性地传播着一定时代的审美理想、价值观念，以及其他丰富的历史信息。民间服饰和民间饮食也是如此。

质言之，传播民俗现象是大量地存在的。这一点，为我们研究传播民俗奠定了对象基础，使得传播民俗的研究具有了现实性和必要性。

二、传播民俗的特点

传播民俗具有民俗事象的一般特征，又有作为传播现象的特殊之处。

关于民俗事象的特点，学者们的认识有同有异。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认为，民俗“首先是社会的、集体的，它不是个人有意无意的创作。即便有的原来是个人或少数人创立和发起的，但是它们也必须经过集体的同意和反复履行，才能成为民俗。其次，跟集体性密切相关，这种现象的存在，不是个性的，而是类型的或模式的。再次，它们在时间上是传承的，在空间上是播布的。” （6）陶立[先生在《民俗学概论》一书中把民俗的基本特征概括为：社会性和集体性、类型性和模式性、变异性、传承性和播布性，并对此作了深入地分析阐述。（7）苑利先生、顾军女士在其《中国民俗学教程》一书中把民俗的特点概括为集体性、地域性、变异性、传承性、规范性等。王娟女士则把民俗的特点概括为三点：传统性、民俗事象都有异文、民俗事象都有强烈的地方性。这里我们主要从钟敬文先生、陶立[先生的论述出发，并参考其他学者的论述来认识民俗的特点。同时从民俗的特点出发，我们可以把传播民俗的一般性特点概括为以下一些方面。

首先，传播民俗具有社会性的特点。传播民俗是人们在共同的生活中约定俗成而形成并得以传承和发展的传播现象，传播民俗的形成和发展，都是社会成员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它总是体现着特定社会成员整体的认识、倾向、价值观念。它可以是在一定的区域内形成和存在的，也可能是在一定的人群中形成和存在的。以中秋传播习俗为例。不同地域或民族有不同的习俗。在湖南新晃一带，流行偷甘露菜的习俗，在广西龙胜、三江一带壮族中则流行闹南瓜的习俗。（8）

其次，传播民俗具有模式性的特点。传播民俗的模式性，指的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某一种传播民俗一旦形成，就会成为相对稳定性的、为特定的社会成员所共同认可的模式。例如婚嫁传播习俗，一定地域一定时代总有较为稳定的模式，这种模式总会为人们所普遍遵循。

再次，传播民俗具有传播性。传播民俗的传播性指传播民俗在时间上的流传和在空间上的扩散性。传播民俗常常是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仍然以中秋节为例，中秋节被认为是一个团圆的节日，中秋节有家人间团聚沟通的习俗。宋代吴自牧《梦梁录》一书记载：“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此日三秋恰半，故谓之‘中秋’。此夜……玉露生凉，丹桂香飘，银蟾光满，王孙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危楼，临轩玩月，或开户榭，玳筵罗列，琴瑟铿锵，酌酒高歌，以卜竞夕之欢。至如铺席之家，亦登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佳节”。（9）明代《帝京景物略》记载：“8月15日祭月，其祭果饼必圆……女归宁，是日必返其夫家，曰团圆节也。”现代社会，人们依旧保持着这一习俗，随着社会规模的扩大，许多人远离家乡而谋生，中秋节也许无法还家，于是乎采用电话、书信的形式互致问候，这种景象背后，是万千华夏儿女的拳拳思乡之情。作为团圆象征的月饼更是具有符号的意义。吃月饼的习俗在明代始流传于民间，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记》云：“八月十五日谓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送，取团圆之意。”团圆最为基本的功用是沟通。团圆欢宴，首先当是强化亲族成员间的情感联系。而今，中秋月饼与团圆之间的关系仍十分密切。小小的月饼，凝聚了人们强烈的团圆情结。在此，月饼已经是深度符号化了的商品。在中秋节这个特殊的时候，月饼还被作为这个节日特殊的“礼物”送给亲友，正如阎云翔先生谈到“礼物”时所说的，其“物质内容和它的文化意义及仪式情境是浑然一体的。”（10）人们相互之间送作为“礼物”的月饼，同时是在传达特定的意义。传播民俗还会在空间上扩散，从一地传入另一地域。当然在传播民俗传播的过程中会因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不同而同时发生变异。

传播民俗的变异性，是说传播民俗是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在传播的内容和传播的形式方面不断发展变化的。一定时代有一定时代的传播民俗形貌；而同一传播民俗，从一定区域传入另一区域也会因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从而会有不同的面貌。

传播民俗还具有规范性的特点，传播民俗对于人们的行为方式像其他民俗一样也具有约束作用。就此而言，也可以说民俗具有规则的意义。关于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到。

传播民俗还具有作为传播现象的民俗事象的特殊性。作为传播民俗，无疑应具有讯息性、精神文化性、传播过程性等特征。

传播民俗的信息性是说作为传播现象的传播民俗其主要的目的还在于传播信息，正是这一点成为区分传播民俗和非传播民俗的基本界限。传播活动无疑首先是对人的意识的传播，作为意识，是人对客体世界的能动反映，体现着主体尺度和需求，所以传播民俗无疑具有精神文化性，通过传播民俗，可以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一定时代的精神文化面貌；同时，传播民俗的精神文化性还使得传播民俗更多地遵循精神文化的规律而运作，而发展。这就对我们的有关管理者提出了一个如何从精神文化规律出发做好传播民俗管理的问题，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如何顺应精神文化规律发展和利用好传播民俗的问题。传播民俗的过程性是说传播民俗也如一般传播活动一样是一个过程，它由多个环节所构成，所以传播民俗具有作为过程应具有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往往特定的传播内容必然、同时必须由特定的传播民俗形式来加以传播。

三、传播民俗的类型

对于传播民俗，我们也可以像对一般的民俗事象那样分类。例如，可以把传播民俗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语言民俗、精神民俗或者口头民俗、风俗民俗、物质民俗等。

但是，由于传播民俗具有自身的特点，所以机械地套用一般民俗的分类方式既无必要也不尽妥当。例如作为物质民俗的服饰、饮食具有作为符号的意义，而作为风俗民俗的仪式活动则是一个包含着多环节多要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往往还包括了服饰要素、饮食要素等。

对于传播民俗，笔者认为可以按传播学中关于传播类型划分方式来分类。

传播学对传播活动的分类有多种，其中最常见的是分为内向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类型。循此，我们也可以把传播民俗区分为内向传播民俗、人际传播民俗、群体传播民俗、组织传播民俗、大众传播民俗等。在这些具体的传播民俗事象之外，还可再加上一个关于传播现象的精神民俗，即传播精神民俗。

内向传播民俗。内向传播民俗的传播主体是某一个个体，这种传播活动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体内部。例如在年节期间，人的内向传播就非常频繁，其中如拜祭、贴对联、贴年画以及除夕守夜等等都包含着颇为丰富的内向传播成分。

人际传播民俗。人际传播民俗指的是采用人际传播的形式所进行的传播民俗活动。人际传播最为典型的是面对面的传播，传播民俗中的许多内容属于人际传播民俗。例如打招呼用语、民歌、民谣、故事歌、口头史诗、游戏歌谣、具有某种意义的手势或姿势等等和民间节日、游戏等等都属于或者包含着丰富的人际传播民俗现象。以作为礼仪的一部分的人际传播中的语言称谓为例，面对不同的传播对象，人们就有不同的谦称和敬称。（12）

群体传播民俗。在传统社会的各种传播民俗事象中，群体传播民俗是极为丰富的。像家族传播习俗、亲戚传播习俗、村社传播习俗等，即属此类。例如家谱即具有重要的传播功用。来新夏、徐建华先生指出：“宋元明清几代家谱的撰修主要是为记录家族历史，纯洁家族血统，尊祖、敬宗、睦族、团结、约束家族成员、教育后代，提高本族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声望，家谱的教育功能增强……”(13)

组织传播民俗。组织所从事的传播活动包括了组织内传播和组织外传播两方面，其传播渠道有正规渠道和非正规渠道。这些传播现象中有许多具有民俗性特征。质言之，组织传播中也有诸多约定俗成性的传播行为。

大众传播民俗。从某种意义上说，大众传播民俗事象是当今社会传播民俗中的最重要的部分。大众传播固然具有“制度性”的特征，但若深入分析，会看到其中也包含着诸多民俗性的因素。例如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已经被称为一种除夕“新民俗”。新时期以来对于受传者接受习惯的调查研究其实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具有了对受众接受习俗研究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有的传播学研究事实上也已涉及大众传播民俗现象。例如美国学者贝雷尔森1949年在其发表的《没有报纸意味着什么》一文中提到，人们对报纸的利用形态之一是：“读报本身的目的化――每天读报已成为习惯，读不到报纸便缺乏生活充实感。” (14)大量的人群每天读报成为一种习惯，则无疑意味着一种民俗的形成。

事实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对构成传播民俗的各个要素或环节的类型进行分类研究。例如对传播者、受传者、信息、符号、媒体进行分类。像居阅时先生等对象征符号的分类即可作为极有价值的借鉴。

传播民俗作为一种具有约定俗成特征的传播习惯和风尚，和一般的民俗现象一样，具有规范性和为一定的社会成员所喜闻乐见的特点。关于规范性，诚如苑利、顾军所指出：“规范性是指民俗对民间社会所有成员行为方式所具有的约束作用”，“民俗在制约、规范人类行为的过程中，一直发挥着其他意识形态所无法取替的作用”。(15)王娟女士也论述道：“许多民俗事项并不是法律，但在某些情况下却具有法律的意义，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具有强烈的约束作用……各种习俗、惯例、禁忌、迷信等民俗事项都具有这种功能。”(16)而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特征又使其对于特定的社会成员具有了强大的吸引力。

所以，传播民俗常常会影响到传播活动的面貌、成败――无论是对人际传播、群体传播，还是对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也无论是对新闻传播、广告传播，还是对公关传播、舆论宣传。例如广告宣传如果与传播民俗相背逆，就可能使传播效果打折扣，甚至于产生相反的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传媒业中的许多人士已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在传播实践中已经注意到了与社会大众的习惯性、风尚性或喜闻乐见的传播符号、传播方式以及传播心理相契合的问题。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思路―谋取理想的传播效果的前提之一，是深入地了解传播民俗，合理地利用传播民俗；这也同时给我们提出了一项研究任务――传播民俗研究。

因此，传播民俗研究不仅仅对传播学研究具有深化的意义，同时更有着显而易见的实践意义。质言之，传播习俗研究对于各种传播活动包括新闻、广告、公关、舆论宣传实践都会起到有益的指导作用。

笔者感到这就是研究传播民俗的意义所在。

注释：

（1）石应平编著：《中外民俗概论》，第7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

（2）王娟编著：《民俗学概论》，第3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

（3）居阅时、瞿明安主编：《中国象征文化》，第665页-6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

（4）肖放著：《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第108页，中华书局，2002年3月

（5）武卫政：《品味年文化》，《_》记者部、西北大学新闻系编著：《_驻地记者20世纪90年代新闻作品选评》，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

（6）陶立[著：《民俗学概论》，第8页-第9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8月

（7）陶立[著：《民俗学概论》，第26页-第39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8月

（8）张定亚主编：《简明中国民俗词典》，第291页-第29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4月版

（9）吴自牧著：《梦梁录》，第2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10）阎云翔著，李放春 刘瑜译：《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第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

（11）诸如语言禁忌以及许多生产禁忌、生活禁忌等都涉及传播活动。蒙古族民间故事《猎人海力布》即是一个关于传播禁忌的故事。参见乌丙安：《民俗学丛话》，第199页-第20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5月

（12）朱筱新：《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第140页-第152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

（13）来新夏 徐建华：《中国的年谱与家谱》，第132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

（14）郭庆光著：《传播学教程》，第181页-第18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

（15）苑利 顾军著：《中国民俗学教程》，第29页-第30页，_出版社，2003年10月

民俗文化学论文 第8篇

关键词：数字媒体；传统文化；民俗摄影

一、民俗摄影的特性

民俗摄影是摄影与民俗文化结合的产物，它的发展离不开民俗文化的土壤，随着民俗摄影理论的发展与实践的总结，笔者总结了民俗摄影的特性。

1.民俗摄影是对历史的记录和见证

民俗摄影的基本特性是真实性，是对民俗文化的客观记录和再现，是以图像的形式将民俗文化定格和保存，随着时代的发展，民俗摄影的学术价值也逐渐体现出来，作为民俗考察研究的基本技术手段之一，民俗摄影在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记录与保存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孙明经和庄学本等早期的摄影家们拍摄了大量具有民俗学内涵的影像，这些影像既是珍贵的历史史料，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更是开创了民俗摄影之先河，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2.民俗摄影是真实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3.民俗摄影是对传统文化的诠释

二、民俗摄影的不足

1.素材挖掘不全面

中国民族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我们所接触到的民俗文化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到目前为止，民俗摄影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发掘，广度即对民俗摄影活动表象的整体性研究，对多民族民俗文化的覆盖面；深度表现在对民俗摄影活动内涵的研究，阐释或揭露民俗的历史渊源，民俗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以及受众的心理反映。大部分拍摄民俗的摄影家都居住在城市，普遍缺乏民俗学科相关知识，并不了解民俗的起源、演变、内在发展规律、未来走向等，他们大多偏重民俗表象的记录，如拍摄少数民族服饰的照片，解释不了礼仪的特点、区别、地域的差异。

2.学术建构不完整

民俗摄影这一概念诞生至今二十余年光景，其理论基础还比较薄弱，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也没有扎实的实践基础做为支撑。对民俗摄影作单独的摄影分类，一开始就存在硬伤，它的源头、现状、发展脉络、创作规律、审美特性及社会功能等一系列当务之急的问题都需要理论的自立、自觉。虽然部分中国民俗摄影家如沈澈、曾秋华等人通过多年的摄影实践提出了一些零散的理论和规范，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结论，学术界对民俗摄影的解读和诠释还不够深入，学术框架不够健全，仍然需要不断的补充和建构。

3.发展规模局限

自摄影传入中国，民俗摄影从无到有，到今天已正式成为一门摄影学科，但是其发展规模仍局限在民俗摄影爱好者的小群体当中，其传者和受者规模都相对固定，没有形成广泛的群众基础，民俗摄影人才匮乏，新一代青年摄影家中少有在民俗摄影方面有所建树者。民众对于民俗摄影的了解流于表面，体验和学习的兴趣不足，目前的文化市场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娱乐的附庸，民俗摄影被快餐式的消费，发展的空间受到局限。

三、改进建议

民俗摄影的过去只有短短几十年，那么如何吸取发展过程中的教训，使民俗摄影未来的发展道路更加顺畅，笔者通过分析归纳，给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1.政府重视、协会规范

面对现代化的侵袭，民俗文化本就处于一个非常弱势的地位，民俗摄影也一直被边缘化，因此，来自政府的重视和政策的扶持是非常有必要的。政府在保护民俗文化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可以通过投入专项资金，采取政策的倾斜，利用行政力量进行民俗摄影的推广。除了政府的重视与推广，民俗摄影这棵树苗想要茁壮成长也离不开规则的束缚。中国民俗摄影协会作为民俗摄影的官方组织，有义务对民俗摄影爱好者们进行规范和管理。通过组织会员定期交流、达成尊重与保护被摄民俗事象的共识。

2.转变发展观念与道路

中国民俗摄影协会在民俗摄影的发展势头中一直扮演着当家人的角色，它组建了目前为止中国唯一的民俗摄影图片库，然而绝大多数的民俗摄影作品是通过网络发表，很少在美术馆、画廊、博物馆展出，很难引起民众的关注。民俗摄影方面的书籍与其他影视资料也相对稀缺。因此，民俗摄影必须转变发展观念，努力“飞入寻常百姓家”。尝试在不损害民俗摄影真实性的前提下，与大众文化接轨，

3.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人才是推动行业发展的主力，民俗摄影行业一直以来面临着人才的稀缺，这也是民俗摄影的发展停滞不前的最主要原因之一。这里提到的不仅是高层次的创作人才，还包括经营管理人才。民俗摄影不仅需要优秀的创作人才提供高质量的民俗摄影作品，还需要调整人才结构，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压力，民俗摄影要与国际接轨，需要一定的市场洞察力和驾驭市场的能力。一个高层次的经营管理人才能带动并影响整个市场。那么如何获得和培养专业人才呢？首先，高校在摄影教育定位、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师培养方面需要塑造合格、高质量的人才；其次是高层次的经营管理人才，可以通过本行业培养和其他行业引进相结合的策略，引进国外或其他领域的管理人才能够有力的推进民俗摄影产业化和国际化。综上所述，笔者通过分析民俗摄影的“前世今生”，力图为民俗摄影的发展贡献一份绵薄之力。作品见证历史，民俗摄影定格了时光，保存下民俗文化的每一个精彩瞬间，推动传统文化走向现代，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民俗摄影的发展道路虽然曲折，但前途必然是光明的。

参考文献：

民俗文化学论文 第9篇

【摘要】陕西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关中地处陕西心脏地带。因此陕西关中历史传统悠久，典籍丰富，文化积淀深厚，文化遗存众多，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十分丰富，许多风俗习惯可以找他们的历史渊源。本文将以陕西关中典型的民俗_忙前会、忙罢会_为例论述这些传统节日对当地社会和人民产生的文化方面的影响。

【关键词】陕西关中民俗忙前会忙罢会文化影响

陕西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周、秦、汉、唐等十多个朝代或重要_先后在这里建都。陕西典籍丰富、文化遗存众多，民风民俗源远流长。陕西关中又被人称作关中平原、渭河平原、关中盆地。关中从古至今就是一个独特的地理区域，东有函谷关，西有大散关，北有萧关，南有武关，处于众关环抱之中。关中平原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是我国农耕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包括古会文化在内的农耕文化，是在长期的劳动、生活实践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其他任何文化都无法替代的。古会文化作为关中地区重要的一种民俗文化现象，是当地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本文将主要论述陕西关中民俗_忙前会、忙罢会_及其对当地社会与文化的影响。

陕西关中民俗_忙前会、忙罢会_的文化缘起

一个地方民俗的起源与形成与当地人民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它体现了一个地方人民丰富的情感世界，寄托了当地人民对生活的热爱。民俗还体现了一个地方的文化特色与民情特点。陕西关中民俗_忙前会、忙罢会_是典型的中国农耕文化的产物。关中平原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是我国农耕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史记·货殖传》说：_关中自千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都镐，故其人犹有先王遗风，好稼墙，殖五谷。_因此关中民俗_忙前会、忙罢会_是直接起源于当地的农业生产与生活的一种文化习俗。

关于忙罢古会的由来和起始的年代，尚未见到史料记载。有人说过会在清代就有了。还有人说是明朝的事。若两种意见一折中，至迟在明末清初就已经开始。不过，到底起始在何时有待历史学家和民俗专家去考证。

陕西关中民俗_忙前会、忙罢会_文化内容

关中_忙前会_（当地人也称_看麦熟_）是指关中农民夏收前准备农作物收割器具和日常家庭用品的古庙会。庙会上一些善男信女也会到当地古庙烧香祭祀。_忙前会_期间出嫁的女儿要带上礼物回娘家去探望，表示对娘家农事的关心和慰问。

关中_忙罢会_（当地人也称_过会_、_忙罢_、_看忙罢_）是指关中农民从农历六月起直到农历九月十五，历时一百多天的亲友聚会、共庆丰收的民俗活动。_忙罢会_一般不包含祭祀神灵和祖先的内容。忙罢会期间，除了亲友聚会，娘要去看出嫁女，给女家带去礼物。过会日，人们身着盛装，大宴宾客亲戚，村里毃锣打鼓，扭秧歌、放电影、有时村还唱大戏，热闹程度胜似春节。陕西关中民俗_忙前会、忙罢会_活动涵盖了农民的多文化元素，并且越来越充满现代气息的竞争文化和商业文化。

陕西关中民俗_忙前会、忙罢会_的文化影响

一、民俗展示了关中地区的悠久农耕文化

中国长期以来处于封建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和自然经济中，其传统节日具有浓厚的农业色彩，包含了农耕文明的社会特征，主要是从岁时节令转换而来的。我国古代长期以农为本，在生产力和农业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十分重视气候对农作物的影响。在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过程中认识了自然时序的复杂规律，总结出四时、二十四农业节气，形成了以农业节日为主的传统节日。勤劳的中国人民为了更好地生存，必须大力发展农业，而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天气的关照。古人云_春雨贵如油_、_清明忙种麦，谷雨种大田_。在古代，春节、清明节（古代称三月节）等都是重要的农事节日。因此陕西关中民俗_忙前会、忙罢会_也是直接起源于当地农业生产与农业生活的一种文化习俗，突显了关中地区的悠久农耕文化以及农民对农业生产与生活的重视与热爱。

二、民俗展示了关中地区的深厚的儒家文化

自从西汉汉武帝_罢黜百家，独尊儒术_，儒家文化对世世代代的关中人的影响根深蒂固。北宋的张载传承儒家文化并对孔孟儒学的领悟和发挥加以阐释，在此创立了_关中学派_（俗称_关学_）；_关学_重_礼_、爱_仁_，最重要的是以_仁人_的标准_为生民立道_，即是界定人应走的路、应循的理，也就是指什么是人，做人的标准是什么，从而深化了《四书》中的_仁学思想_。明朝冯从吾、明末清初的_关中三李_（李顾（二曲）、李柏、李因笃）将_关学_进一步发扬光大。张载弟子吕氏兄弟创作了《吕氏乡约》。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较为完整的乡约。_乡约_是邻里乡人互相劝勉共同遵守，以相互协助救济为目的的一种制度。《乡约》不仅是地方自治的制度，也是一种社会理想。日常生活中。乡人互相关心，互相照顾；对乡里事物的管理，由乡人自主推选管理者；定期聚会，让乡人之间气氛融洽。所有的这些都培养了人们之间相亲相爱、和睦相处的关系。《乡约》把封建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具体的行为规则，使纲常礼教通过礼仪形式发挥其社会作用。《吕氏乡约》、《乡仪》是最早的一部村规民约，它第一次系统完整地规范了关中农村民俗礼仪。《吕氏乡约》自北宋吕氏兄弟开始推行，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使_关中风俗为之一变_。甚至今天，关中农村的婚丧嫁娶、小孩满月、老人过寿、节日庆典及民间聚会等活动中仍然沿用着《乡约》中的礼仪规范。正如前文所述，_忙前会_期间出嫁的女儿要带上礼物回娘家去探望；忙罢会期间，亲友之间举行聚会，互赠礼物，娘要去看出嫁女等。

参考文献

[1]惠西成、石子：《中国民俗大观》，广东旅游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

[2]宋兆麟、李露露：《中国古代节日文化》，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3]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民俗文化学论文 第10篇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很多产业的兴起，教育事业也是其中之一。广西近年来对教育的发展可谓是不遗余力，对教育的质量更是精益求精，对所培养的人才也是力求全面发展，因此学前教育作为教育阶段的启蒙无疑成为了一个特殊的存在。本文将对广西学前教育专业融入地方性儿童民谣课程进行研究，从两者结合的必要性着手，给出相关课程的设计，预测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并给出预设解决方案，希望对提高广西学前教育，培养德育全才有所助益。

【关键词】

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研究

一、民俗文化概述

民俗文化，是时间广泛流传的各种风俗习尚总称。其中包括：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心理积淀、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等等。通常表现出来的外在表现形式为文化风貌、文字符号、地方性语言、建筑风格等等。民俗文化就是一部历史，真实的反映着民族的嬗递更替。研究透了民俗文化就是读懂了整个民族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史。也正是因为民俗文化具有的特殊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教育价值以及研究价值，才使得民俗文化在漫长的各民族同体生活中得以保留至今。传承至今的民俗文化中歌舞占据了较大一部分，是经过长时间同化后保留较多的一种能够体现民族风尚，具有地方性特色的一种文化传承。歌舞多为民族成员在日常生活、劳作等过程中，所创造的具有独特的民族行为习惯，体现本民族某种民族精神或信仰的一种表达、交流、传递、传承的方式。被保留传承最广的应属歌谣，歌谣本就是滋润民众心灵的存在，先人经过岁月的沉淀，将毕生经验总结成郎朗上口的歌谣，方便记忆传承。这些歌谣里记载着的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对劳动生产的经验总结，更不乏表现其民族精神气质，体现其民族文化价值的具有直接或间接教育意义的歌谣。歌谣按其内容划分可以分为苦歌、情歌、盘歌、风俗歌、节令歌、童谣等。其童谣往往是儿童游戏时自然流露的童言，也有成人教育儿童对事物简要认识的知识性歌谣，多以童趣、娱乐为主。

二、学前教育概述

学前教育是由家长及幼师利用各种方法、实物为开发学前儿童的智力，使他们更加聪明，有系统、有计划而且科学地对他们的大脑进行各种刺激，使大脑各部位的功能逐渐完善而进行的教育。适当、正确的学前教育对幼儿智力及其日后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对学前儿童的心理健康关注也不可小觑。这个年龄段的儿童心智发展极不成熟，需要家长及幼师积极的引导，现在的孩子很多都是独生子女，自我意识很强，缺乏对他人的关心，不懂得分享，因此，作为家长和幼师，应积极引导孩子学会关心他人、学会分享、乐于分享。然而一旦被重视便往往会导致错误观念的形成，很多家长对学前教育理解不得当，越重视反而越使孩子偏离原本应有的学前教育轨道。很多家长错误的认为前教育是学得越多越好，甚至以牺牲孩子的情感、社会性以及长远发展为代价，这与最初的教育目的明显南辕北辙，得不偿失。学前教育工作的原则是：体、智、德、美诸方面的发展应互相渗透，有机结合。幼教专家董旭花说，学前教育应尊重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和学习特点，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促进每个幼儿富有个性的发展。现今以研究学前教育，培养优秀幼师的专业迅速占领了教育市场，可见科学的学前教育方式已经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国家的大力发展、扶持。

三、儿童民谣融入学前教育的必要性及原因

教育关乎着民族发展的未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教育的观念也在与时俱进，一成不变的陈旧的教育模式注定会被社会所淘汰，取而代之的必将是更新、更全面、更丰富的教育模式和教育体系。学前教育更是教育的重中之重，在纷繁复杂的学前教育中，各种形式的融合此起彼伏，而学者认为，最有意义和价值的融合是民俗文化与学前教育的融合。基于幼儿对事物认知的限制，本着遵循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寻找符合幼儿的年龄特点，能够引导幼儿个性健康发展的启发诱导教育，并寓教育于各项游戏活动之中，已成为学前教育的热门话题。学前民俗文化教育课程也就应运而生，这种立足于儿童需要，将丰富的民族文化融入生活的教育模式备受推崇。通过儿歌、童谣、寓言故事等多种形式在儿童现有的认知基础上对其进行潜移默化的熏陶，使其在游戏、娱乐的过程中增长见闻、懂得一些道理。当然对于融入学前教育的民族文化内容需要进行筛选，要选出利于儿童接受，符合儿童发展需求，益于儿童身心发展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综合凡此种种，学者一致认为童谣是最适合融入学前教育的民俗文化。由于各地方民族构成的差异，及长久以来的生活教育环境上的差异，各地方儿童民谣的内容也大不相同，出于对儿童接受能力的考虑，将具有地方特色的儿童歌谣融入地方学前教育是最适合、也是最理想的。这些儿童民谣多是以教育为核心目的，将地方民俗文化融入其中，将中华美德也囊括在内，是儿童启蒙、情感培养、代代传承的重要手段。

四、课程设计与研究

（一）理论基础1、人类学基础教育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与人本身有着严密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既是文化的传承又是文化的创新。而课程又是教育的核心，课程与教育的关系就像心脏和人的关系，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文化形态，课程遵循着文化的一般规律，具备文化的一般特质，是人类文化中的理念。2、民俗学基础民俗学是一门研究民俗产生、发展及其规律,揭示和利用民俗的价值,引导民俗文化与社会发展的一门科学。以民俗学作为理论基础,将指导我们正确认识与理解民俗文化,正确分辨、选取民俗文化,也正确对待、运用民俗文化。民俗文化虽然是一种文化现象,遵循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但它仍然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和规律。把握民俗文化的特点和规律,对我们建构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有着重要的启示：第一，有利于我们对课程资源的分辨、蹄选、整理、运用。第二，有利于实现课程目标。3、心理学基础儿童心理机能的发展与成熟离不开社会文化背景,这些依次发挥作用的环境包括儿童周围直接接触的环境、家庭与学前教育机构和社区构成的环境、更广泛意义的文化或社会环境。因此,建构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必须切入儿童生活,以儿童生活为依托进行课程资源选择,必须首先选择与儿童身边最基本的民俗文化事象,再遵循从家庭-学前教育机构-社区为中轴范围进行课程资源选择,然后逐渐延伸至更广泛的、更一般意义的文化知识经验,这是选取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资源最基本的规则。4、教育学基础在地球上,中国是唯一没有被中断过历史的国家,中国拥有最古老的民族和最古老的文明系统。但在教育领域中,我国长期以汉文化为主,极少反映少数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出现少数民族人民的意愿得不到满足,少数民族学生的发展与现代教育不相融等现实问题。多元文化教育顺应时展的需要,成为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本民族、本国教育的指导思想之一。

（二）课程目标1、理论依据对于课程目标的依据,历来有过激烈的争论,有强调社会生活需要的“社会本位论”,有强调儿童发展需要的“儿童中心论”,有强调学科知识的“学科中心论”等。由于儿童的兴趣爱好具有跳跃性，我们需要考虑其兴趣爱好，但是又不能一味的迎合儿童的兴趣和需求，否则课程目标就成了放任自流、丧失教育功能、远离教育宗旨。因此,对儿童认知和学习的了解使得我们获得一些儿童学习的知识,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儿童提供了理论的指导,这既对我们制定和细化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目标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也为我们实施和评价课程目标提供了依据。2、基本要求课程目标的制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目标的制定需要在对儿童、社会、知识研究了解的基础上,应考虑如何发挥课程目标的功能以及如何进行具体目标的设计与选择,这就需要对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目标制定的基本要求进行规范。笔者认为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目标的制定须符合适宜性与超越性相统一、生活性与整体性相统一、自然性与社会性相统一、差异性与多元性相统一、灵活性与操作性相统一等基本要求。3、目标体系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目标体系是对课程的整体把握和统筹,是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内容选择与组织、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实施与评价进行的前提和依据。建立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目标体系,有利于幼儿教师及其他相关人员了解、实施、评价、创生课程,也便更有利于促进儿童的发展。

（三）课程内容1、内容的选择课程内容选择是根据特定的教育价值观和相应的课程目标,通过从学科知识、社会生活需要和儿童发展需要的经验中选择课程诸要素的过程。课程选择是一项价值判断的工作,且历来争论颇多,主要涉及课程目标、课程资源等方面。本研究拟从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资源的存在状态及范围、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选择原则与方式等方面进行探讨。2、内容的组织一般而言,课程内容组织简称为课程组织。课程组织是课程实施的前奏,是对课程内容及其影响因素的综合性操作,直接关系到以什么样的形式进行课程实施。课程组织是将构成教育系统或学校课程的要素,加以安排、联系和排列的方式。因此,课程实施涉及课程组织者的课程组织取向,以及对课程诸要素的考虑、课程组织结构的架构、课程组织标准的选择等,是联结目标与实施的直接通道,其成败直接关乎教学质量的好坏。

（四）课程实施课程实施是课程的重要环节,是把课程设计付诸现实的过程,是从理论到实践、从文本到行动的转换过程,只有通过课程实施,才能产生实际效应,否则,设计得再完美的课程,一旦束之高阁,便不会产生任何的实际效果。同时,课程设计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总是蕴含着对旧有课程设计的变革,课程设计的实施就是把这种变革导向教育实践,使之产生现实效应的过程,也是缩短理想与现实差距的过程。课程实施一般包括三个阶段,即课程釆用、教学和创新阶段。

五、小结

千百年来，人们多数时候只顾低头前行，脚下步履匆匆，却往往忽略了原本一同上路的文化灵魂。我们经常说适时放慢脚步，好让灵魂追上来，其实我们更应该在孩子蹒跚学步的时候就让他们学会带着民族文化上路，伴着灵魂前行。将民俗文化融入教育是我国教育发展的大势所趋，将儿童民谣融入学前教育只是我国教育迈出的一小步，今后教育事业的改革完善尚待筹备开发。走好今天的一小步，为今后大步的跨越做好准备。

参考文献

[1]赵海燕.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研究[D].西南大学,(10).

[2]侯艳青.广西中职学校学前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研究[D].广西师范学院,(1).

民俗文化学论文 第11篇

[关键词]道教；民俗

民俗，即民间风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大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最好呈现形式。鲁迅先生在《致许寿裳》一文中提到：“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其产生和发展中，势必对我国民俗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因此在各类民间风俗中我们常能看到道教的影子，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道教对中国民俗文化的影响在民俗节日、神灵信仰、民俗禁忌、民俗祈求等方面都有所表现。

一、对民俗节日的影响

古人对一年中一些特殊的日子做出规定，成为节日。中国的传统节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我们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传统节日的形成过程，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文化长期积淀凝聚的过程。道教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融合过程中，对中国古代民俗节日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

在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民俗节日春节中，处处都能见到道教的影响。“京师谓元旦为‘大年初一’，每届初一，于子初焚香接神，燃爆以致敬。”这其中的“焚香接神”就是受道教的影响。

以祭灶的习俗为例，农历腊月廿三过小年，小年为进入春节的开始。民间多于此日夜礼拜灶神，祭灶反映出民众通过对道教俗神灶神的祭祀，以求达到保佑全家的目的。相传他是掌管一家生死祸福的，道教里崇尚此神，是因为灶君司饮食及火。道家一般敬灶时都要上表酬神，有送灶科仪，包括净灶、祀灶、净橱、送灶、迎灶几个部分的内容，蜡月二十四后灶君回宫，所以又要迎接他下凡回宫，希望能主一家之事，奏善定福。

民间还有扫除的习俗，“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屋”的习俗由来已久。民间腊月二十四为扫除日，又称“扫尘日”或“扫房日”。民间认为鬼魂到了腊月将离开人间，人们如果不把身体和房屋彻底打扫一下，鬼魂就会躲藏在灰尘当中，这实际上也源于道教。道教传说人身上附有一个三尸神，他常在玉皇大帝面前说人的坏话。一次，三尸神密报，人间在诅咒天帝，想谋反天庭。玉帝误信谣言，令三尸神把各家的罪行书于屋檐下，再让蜘蛛张网遮掩以作为记号，令王灵官凡遇有记号的满门斩杀。灶君发觉此事，便让每户人家扎个长扫把将蜘蛛网扫掉，将房屋打扫得干干净净。人间避免了一次杀戮，人们为了感激灶王爷为人们除难消灾、赐福张祥，民间扫尘总在送灶后开始，直忙到大年夜。

二、对民间神灵信仰的影响

道教在形成过程中曾广泛地吸收民间的信仰内容，加以改造后纳入自己的神灵谱系，成为道教崇拜的尊神或俗神。俗神是指流传于民间而被道教信奉的神祗。主要有与自然现象相关的自然神，如雷公、风伯等；执掌读书人命运的魁星神；专门保护个人、家庭和城乡公众安全的守护神，如门神、灶神、土地神、妈祖等；护法神将关帝圣君等。但也有道教尊神直接影响民俗文化的，如三官大帝等。可见道教与民俗相互影响与促进，但是道教更系统化、规范化，从民俗中提炼出来，但又深深影响民俗，而民俗又为道教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对民俗禁忌的影响

在道教与民间习俗互相渗透的过程中，道教禁忌对民间禁忌习俗的影响，成为民间礼俗的重要内容。根据卿希泰、詹石窗的研究，道教与民间禁忌礼俗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

以灶神禁忌为例，人们对灶君的崇敬，除了毕恭毕敬的祀奉外，还表现在许多忌讳上。由于对灶王爷既尊重，又畏惧，在心理上有很大的反差，便设计出各种各样的忌讳来。这些忌讳，主要是灶前什么东西不能放，什么话不能说，什么事不能做：尤其是对女人，禁忌就更多了。在《敬灶全书・灶上避忌》中对灶君避忌做了非常详细的记载。如严格规定：“不得用灶火烧香；不得击灶；不得将刀、斧置于灶上；不得在灶前讲怪话、发牢骚、哭泣、呼唤、唱歌；不得在灶前小便、吐唾沫；不得在灶前赤身露体；月经未完的妇女不得经过灶前；披头散发者不得烧饭做菜；不得将污脏物送入灶内燃烧”等。人们认为做这些事情，会冒犯灶神或火神。

事实上，因为道教是从民间发显，早期的巫术、方术，甚至阴阳五行、老庄哲学、医学都浸润其间，成为道教禁忌的一部分。反过来看，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得到相当的重视与信仰，其本身的禁忌无可厚非地也就影响了民间礼俗的内容，从而达到两者水融的境界。

[参考文献]

民俗文化学论文 第12篇

民俗即“民间风俗”，自古以来，我国就特别注意民俗文化中所具有的“教化”作用。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其中所强调的就是民俗文化在社会安定和促进和谐中的作用。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民俗文化的可视、可感、可行性对青少年思想教育的作用不可忽视。因此，我们要尽快将民俗文化纳入学校教育之中，搜集和整理有特色、有内涵、有血肉的民俗文化教育素材，在青少年中开展扎实有效的思想教育。笔者以为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一、开发民俗文化校本课程，创新思想教育新途径

新一轮的课程改革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模式，地方和学校有了课程开发的权利，校本课程民俗文化开发与研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实施的。民俗文化产生于生产劳动，开发研究当前流传的谚语、故事、游戏、节日、礼仪、习尚、禁忌、艺术等民俗事象，可以使学生的思想教育走出教室，回归生活，使学生通过发生在身边通俗、生动、典型的民俗活动接受教育。既体现了办学特色，又帮助学生了解和认识了当地风土民俗，从而培养了学生热爱家乡、服务家乡的思想情怀。如我校开发的校本课程《民俗文化的开发与研究》，就把东汉时期镇原籍著名的思想家、政论家王符及其著作《潜夫论》、土地革命时期的屯字战役等编入课程，使学生不仅了解镇原的历史，更提升了知识素养和爱国情感。

二、立足实际抓关键，在学科教学中渗透民俗文化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现象：春节的年味儿越来越淡，春节走亲串友的社交活动变为短信群发；当代青少年热衷的网络游戏，情人节、圣诞节等“洋节”逐步走俏，年青人不知道传统节日的具体日期，更不知道其由来和所代表的含义，所有这些都折射出传统民俗文化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很多民俗文化所具有的传统德育教育功能正在逐渐丧失，这不能不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悲哀。这样就会丢掉传统文化的根，民俗文化的魂。而这些缺失，必须通过课堂教学的主阵地去补充。因此，在课堂中，教师要不断挖掘学科教学中的民俗文化知识，身体力行，潜移默化，使学生心有所畏、行有所止、情有所感。

三、利用节庆活动，开展民俗文化思想教育

我国传统民俗文化中的节庆内容丰富，蕴涵着许多有积极意义的优良传统和民俗文化的精髓。以民俗节庆文化为载体，开发民俗节庆中的教育内容对青少年学生进行系列思想教育，直接、直观、生动、形象。如清明节，寻根祭祖，悼念烈士，进行继承先人遗志，传承烈士精神教育；端午节，品味粽子，纪念屈原，进行培养气节弘扬正气的爱国主义教育；中秋节，赏月吟诗，抒怀，进行重亲情、讲团结、促和谐的人文精神教育；重阳节，孝敬感恩，尊老爱老，进行感恩敬老、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教育等。只有这样，学生才能身临其境，受到感染，教师才能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四、邀请民俗老人做讲座感化学生

民俗文化学论文 第13篇

一、过年“接财神”民俗概述

吉林省长春、吉林和图们区域民族众多，但是无论哪个民族，其风俗中都有过年接财神一说。在民间传说中，财神姓赵名公明。他在战争中死后被封为财神，麾下有“招宝天尊”、“纳珍天尊”、“招财使者”、“利市仙官”四员小神供其使唤调遣。他们的职责都与财有关。传说，一年中仅在正月初五这天走下龙虎玄坛一次，而且很随意，不知道去哪一家，所以大家都在此日凌晨五时起床，出门焚香献牲，鸣放鞭炮，抢在前头迎接他。返家之时，一般摘柏树枝一支，象征财神，带回家中，插在神龛之上，每天焚香膜拜，表示一年常青，财源不断。农历正月初五“接财神”的习俗，还有一层含义，即初五（又叫“破五”）之后，年事活动基本结束了，士农工商，一切进入正常的生活，因此“接财神”便成为新一年事业开端的头件大事，表示新一年中财运亨通，前程似锦。这一习俗盛行于明清和民国时期，不过，在商业发达的地区和民间，迄今仍然流传下来。

二、“接财神”风俗的英译原则和示例

“财神”是中国民众心目中主管钱财的神仙。在西方民众的心里，只有上帝掌管世间万物。所以，在翻译“接财神”民俗之时，译者应该注重中西文化的差异，去寻找与西方文化具有最大关联的认知语境，这样翻译出的作品才能被西方人悦纳。根据“关联理论”的基本原则，笔者的英文翻译示例如下：，①，thegod’sfamilynameisZhao，：“zhaobaotianzun”（），“nazhentianzun”（），“zhaocaishizhe”（），“lishixianguan”（）.（thegodofwealth），，，，，QingdynastyandPeople’.接财神是古老的汉族节日习俗。汉族民间传说正月初五是财神的生日，所以过了年初一，接下来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接财，在财神生日到来的前一天晚上，各家置办酒席，为财神贺辰。

民俗文化学论文 第14篇

关键词：民俗学；现实性；应用性；教学资源模式一.民俗学的特点

所谓民俗学，就是以民俗现象为研究对象，包括了民俗信仰，民俗风俗，民俗文化的传承等的一门学科。民俗学和我们生活联系紧密，身边很多的事情都能够用民俗学的相关理论来阐释。有时人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会对身边的事物有什么影响，但是每一个动作和言语，他们的生活习惯都对民俗学具体文化的发展有着某种程度上的重要的意义。民俗学者能够捕获到人们生活中的细小行为，分析其中所蕴含的社会文化信息。

与阶级社会中的所谓的文化不同，民俗学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无文化”群体的文化。民俗学理论认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民族的独特之处，这体现在民族节日，民族风俗等方方面面，例如汉族的传统节日春节，傣族的泼水节，朝_的荡秋千等。民俗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无论是人们的精神生活还是物质生活，还是人们的言行举止还是风俗都具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现实性。民俗学理论认为，现在的民间习俗很多可以在远古生活中找到源头，同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意蕴丰富等的特点。此外，民俗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侧重于民间习俗，民间，还有民间娱乐形式等。像是艺术、饮食习惯、服饰、习俗、宗教、建筑、歌曲、故事、舞蹈、仪式、手工艺、技能和其形成的过程和背后的意义。都是民俗学具体研究的对象和领域。

二.民俗学教学中的现状和问题

（一）教学理论和现实脱节

在教学中，老师一般都是教学的中心，教学模式也以知识的灌输为主，同学们学习的主要是抽象的民俗知识。在现实社会中这些抽象的民俗知识的并没有用武之地。因此同学们的现实体会非常少。但是民俗学作为一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学科，涉及的内容广泛而深入，如民间的音乐，绘画，组织，节日等。同学们无法形成对于这门知识的感性认识。不能在生活中得到接触理解，使这门学科大打折扣。

（二）学生难以调动积极性去学习

传统的教学模式虽然能够让老师尽可能的表达自己的观点，传达自己对于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但是这种教学模式难以调动同学的积极性，而是一味的进行知识的灌输，学生一直处在被动的状态下，难以发挥自己的潜力去思考，主动性很差，调动不起来。课堂气氛显得非常的沉闷。

（三）应用知识能力偏低

民俗学是一门应用性比较强的学科，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学生通过学习民俗理论知识后，能利用学过的知识对一些常见的民俗事象进行合理地分析。教学本是一个相长的过程，所以应该是老师和学生的配合和互动才能完成，同时，应用能力本身就需要同学的参与才可以完成和提高。这样的教学，其结果往往是理论的知识全面，但是难以有效的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三.民俗学教学的方法和对策

（一）运用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为了收到新的教学成果和完成教学目的，民俗学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多使用新的教学方法，例如多媒体技术教学能拓宽学生的思维。通过多媒体的教学，通过电视投影等直观的器材让同学能在整堂课程中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兴奋感，充满着对知识的好奇和渴望。能调动同学们的积极性。通过电视，投影以及录音录像的运用调动同学的积极性和对问题的理解。过去高校中文系的民俗学教学方法比较单调，难以让学生提起兴趣。

目前的民俗学教学都采用理论知识讲授为主的教学方式，学生多用死记硬背的方式学习相关的理论，而缺乏实地感受。实践已经证明，这种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对民俗学的教育教学是十分不利的。因此要进行改革，而改革的主体方向是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同时，还可以采取多媒体等方式组织教学，以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使民俗学的教学质量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民俗学教学应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亲身实践，可以通过做自我展示的方式让同学介绍自己家乡的民俗，通过这些展示不仅仅提高了同学们的语言表达能力而且也可以让同学们能够更加直观的了解和理解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形成更加直观的印象。这些都是传统的教学方法所不能具备的特点。通过开展第二课堂活动能加深同学们对理论知识的印象，通过阅读报刊和杂志能拓展同学们的知识面，开阔同学的视野

（二）调动同学积极性开展第二课堂活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上网学习已经蔚然成风。上网学习的方式又叫“第二课堂”。和传统的学习方式相比，“第二课堂”具有诸多优点，例如学生能够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安排学习的地点和时间，这就突破了传统方式在时空方面的限制。而且借助于“第二课堂”，学生能够掌握了学习的自，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更好地分配在自助安排自己的学习时间和进度计划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改变了教育中出现的学生自制力差不能自主学习的问题。发挥教育的主体性作用。更好的处理自己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理性安排时间，具备传统课堂所不具备的很多特点。

（三）教学资源共享，完善教学模式

传统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教师水平参差不齐，教学条件千差万别，优秀的教学条件和师资力量不能广泛的让更多的人享受更好的教育。通过教学资源的共享能够更好的让师资力量，让更好的自由能广泛的为更好人所用。通过教学资源的共享让更好的人能够通过网络平台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方式和更适合的教学模式，通过网络为更多人所用。同学们的学习兴趣能够提升，热情高涨。教学资源的共享，教学模式的完善对于民俗学的发展意义重大。

民俗文化学论文 第15篇

关键词：文化翻译观；民俗翻译；安徽民俗

一、民俗与文化翻译

翻译除了是源语言文字向目的语转换的过程，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过程，包含了意象传递、交谈和融合等活动。吕亚娟在《浅谈英汉语言文化差异与翻译障碍》一文中提到，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管轨；翻译是跨文化的传播。文化翻译观则是试图研究和探索这三者之间的外在联系和内在规律。70年代初，随着西方哲学语言论转向，文化研究逐渐步入翻译理论研究领域。80年代初“文化翻译”这一概念被正式引入我国。尤其是尤金・奈达对于翻译，与文化关系论述的理论在我国翻译界的时兴，以及王佐良先生积极倡议把翻译研究与文体学的研究结合起来，自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翻译理论研究的“文学学派”一度成形。20世纪90年代初，勒菲佛尔和苏珊・巴斯奈特在合编的论文集《 翻译、历史与文化》（ 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中也指出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最新发展趋势延伸并认为翻译研究已经走出形式主义的框框，应考虑向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语境延伸。

二、民俗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文化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民俗具有文化所具有的共性，即民族性和地方性特征。美国民俗学家查理・多尔逊教授认为，“民俗是口头的、传统的和非官方的民间文化”。正因为民俗和文化的共性，研究民俗翻译要置于文化翻译学范畴内；而民俗的特性又要求我们用独特的视角和翻译策略来解决民俗文化翻译问题。

1.安徽位于我国东南部，从地理上看，它位于长江下游，深居华东腹地。东近吴越，西接荆楚，北邻齐鲁，春秋时称为“吴头楚尾”。这里自古是南北文化汇集碰撞之地。文明悠久的安徽人杰地灵，历史上有许多重大影响的思想、学派诞生在这里，使安徽成为中华文化发达的地区之一。由于安徽地形复杂，受风土的影响，民俗习惯南北迥异；区域文化，特色鲜明。安徽名山胜水遍布境内，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特别是独树一帜、充满地方特色的黄梅戏、花鼓灯、徽剧和傩戏等，近年来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在信息大爆炸的今日，安徽民俗文化要走向世界，多语种的翻译活动必不可少。为符合安徽民俗翻译的诸多特点，安徽民俗翻译自然也有着自己的个性和特征。

2.安徽民俗文化翻译策略，以直接音译为主的翻译策略出现在较多的地名、人名及约定俗称的民俗表达的翻译中。这一部分的民俗相关文化表达较为简短，口语化和本地化，不乏一些方言掺杂其中。译者通常为了贴近当地民情采取直接音译的方式固然合情合理，但是这种坦率且不加注释的直译却给译出语读者增加了不少理解困难。而有些民俗术语包涵多种文化暗指，并不源自音韵的模拟，这部分民俗术语的翻译就需要谨慎处理。例如以安徽籍艺人为主的四大徽剧戏班之一的“春台班”，译者译成“Chuntai Troupe”。春台，是一个典故名，典出《老子・道经・二十章》：“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指春日登眺览胜之处。因此，在翻译这类名词时适当地加入注解或许更有助于译出语读者了解安徽的民俗文化。

3.安徽地区有其独特的发展史、生态环境，由此产生的负载着相关文化的词汇、成语、典故也大相径庭。尤其是实写与虚写相互掺杂，句式参差错落，大量的修辞手法融汇其中，译者往往无从下手。比如安徽一种古老的地方戏曲叫做傩戏，流行于安徽贵池和九华山方圆百公里的地区，是以驱鬼疫、祈吉祥为目的的请神送祖的祭祀活动。演出前后有隆重的“迎神下架”“送神上架”和“请神”“朝庙”等傩事活动。在旅游英语中，傩事活动的过程被译成“The ritual procedure includes inviting，welcoming，and thanking spirits. Following the solemn ritual，Nuo drama is performed to entertain the spirits.”显然，“inviting，welcoming，and thanking spirits”与原文“迎神下架”“送神上架”和“请神”相比在表达形式和句法结构上出入较大，而对于文化意义的传递又存在变差。傩戏以祭祀祖先的目的为主，“神”则应被理解为“forefathers”而非“spirits”。

三、民俗文化翻译不能脱离其特定的语言环境

许多译者为了避免民俗文化因素被忽略和篡改常常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译者在民俗文化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不容忽视，在仔细调研反复琢磨后的译法，即便难以面面俱到，但是也会得到认可。而囫囵吞枣的翻译态度则会带来误解。例如，戏钟馗是盛行于安徽徽州地区的一种古老民间艺术形式，它不仅是一种艺术表演，同时也是除煞祈福的一种形式，民间对他有“除恶状元，镇邪将军”的美名。译文“the protector against evil spirits and demons，the hero capturing ghosts”中将“状元”译成“the protector”，“将军”译成“hero”似乎有些信手拈来，天马行空。毕竟“状元”所包含的“top”的含义以及“将军”所包含的“status”的含义完全在译文中被忽略了。

总之，无论是直译还是意译，归化或异化，每一种翻译策略都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孤立的，而是应该互补长短，相辅相成。民俗文化翻译是两种文化移植和两种语言转换的过程，由于民俗文化自身的特点，其翻译过程必然充满艰辛，这要求译者除了精通译出语语言文化，对本民族的民俗文化和语言文字也要有深刻了解，真正做到令译本与读者之间进行交流对话。

民俗翻译研究是中国民间艺术文化走向世界的先锋，是中西文化交流互动的载体。研究民俗文化在翻译过程中的诠释策略以及在译出语读者群中的接受程度，有利于文化翻译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对传播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至关重要。

注：本文是河海大学文天学院校级人文社科项目“从文化翻译学角度看安徽民俗翻译”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Nida，. 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on [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3.

[2]蒋红红.民俗文化翻译探索[J].国外外语教学，2007（3）.

[3]吕亚娟.浅谈英汉语言文化差异与翻译障碍[J].科技咨询，2009（15）.

[4]王慧杰.新疆民俗文化翻译探索[J].剑南文学，2012（11）.

[5]李建军.文化翻译观[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民俗文化学论文 第16篇

一、麻阳苗族民俗文化的起源

麻阳民俗文化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上古时代,那时,人们时时刻刻面对大自然的挑战,在求生存的狩猎与征战需要下,在对生命的追求和渴望中,便产生了民俗文化的雏形。有历史见证,古代的图腾文化、盘瓠文化、是麻阳民俗文化的重要佐证,所谓“图腾”本意为“他的家族”,在辞海中批注为:原始部落以动物或植物作为种族血统的标志并将之绘成图案,当成祖先来崇拜,这种当成崇拜对象或符合者,即是“图腾”。它是人们用原始的图文形式开始对“福”、“禄”、“寿”的追求,史书记载,它主要是源于对远古的星辰自然崇拜,古麻阳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赋予他们非凡的神性和独特的乡土习性。经过一段历史时期,便产生了大量的民间习俗和传说。譬如,“搬土地”,农历正月初三至十五日,“土地公”头戴面具,包长红布于颈,手执插“香”杖,伴着“土地婆”(男扮),双双挨户送财驱瘟。苗族人民酷爱“土地入门”,以粑粑相送。“车(chā)七姑娘”,在锦和、尧市、拖冲、文昌阁等上山区,流行一种“车七姑娘”的民俗。传说:到了七月初一,家里死去的亲人都会回到自己的家里,与家里的亲人相伴半个月的时间,在七月十五日晚上回去。所以,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可以通过“车七姑娘”的方式,让灵魂去西天看看死去亲人的情况。用农村有靠背的椅子,四脚垫上冥币,人坐在上面,头蒙头巾,口含神水(老司念咒作法后的圣水),闭目,由老司在身后念咒作法,手拍大腿,脚跟离地,如骑马状急行至天宫,这样就可以看到死去亲人的近况了。等等,这些传说与神话都说明了古麻阳人对吉祥富贵的向往和追求。到中古时期,以吉祥富贵为主题内容的节日和吉祥物等也开始以文字形式记载。譬如,在麻阳上山区称为“过时节”,在下山区称为“过月半”,就是每一个月都要过一个节,杀鸡宰鹅,烧纸敬奉先人,祈求五谷丰登、先祖保佑、生活美满幸福。每年正月初二至十五日,由孩童或艺人化装演唱,常常在夜间以村落氏族为单位进行,称灯班跳灯。演唱内容丰富,有唱古人的,有宣扬礼教的,有贬剖社会丑习的,有歌唱爱情生活的,有祝福祝寿的等等,这个风俗现在依然盛行。到了现代,麻阳人过大年时,家家户户都会在大门前贴上倒“福”字画,表示“福到了”。“小年敲锣”。农历腊月二十六日前后,拖冲、大王、大酉、旋涡等地谓之“小年”,组织艺人在庙内或村庄较高之楼舍,有节奏地敲锣,朝夕不停,通宵达旦。村民挨户为敲锣者呈酒送饭。锣响时,男女老幼坐在家里静听,喜笑颜开,庆五谷丰登,贺六畜兴旺。在麻阳苗乡的石门柱上,路边、河边的耀眼处都可以看见雕有“福”、“寿”等石刻,这些都反映了人们对吉祥富贵的祈盼、追求。近二十年来,麻阳民俗文化的形式,人民开始对其深入研究、整理和开发,其中,“傩文化”、“盘瓠文化”等一些乡土文化作为民俗文化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在媒体、在民间作为热点被推介和传播。

二、麻阳民俗文化的丰富内涵

麻阳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古时代即有先民在这里劳动、生息、繁衍。在秦朝时期就已属黔中郡地,汉为武陵郡地。南朝陈天嘉三年(562年)置麻阳戍,唐武德三年(620年)置麻阳县属辰州。其后虽几经变易,但麻阳县名一直沿用至今,已有1386年历史。麻阳人民在几千年的劳动、生产、生活中,形成了独特的民俗文化。这种文化神奇独特、古朴神秘,它集对神的敬仰和对福的祈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于一身,是麻阳民俗文化的精髓。

在麻阳,“节”文化与民俗文化紧密相连。过节,在上三区称为“过时节”,在下三区称为“过月半”,就是基本上每一个月都要过一个节,杀鸡宰鹅,烧纸敬奉先人,企求五谷丰登、先祖保佑、生活美满幸福。概括起来有:三月初三的“上巳节”、立春后第五个戊日的“吃社”、五月十五的“盘瓠龙舟节”、七月十五的“鬼节”、六月第二个卯日的“吃新节”、十月初二的“过苗年”等等。

丰富的节日活动产生了丰富的民俗文化。虽然这些民俗文化活动有的含有一些封建迷信色彩,但站在宗教信仰和民俗习惯的角度来看,无不体现了麻阳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祈祷健康长寿、怀念先人的优良传统。

正月跳灯。每年正月初二至十五日,由孩童或艺人化装演唱,常常在夜间以村落氏族为单位进行,称灯班跳灯。出行时,2人先行开路,1人举姓氏灯,灯上书写堂号:张姓“清河堂”、滕姓“南阳堂”、黄姓“江夏堂”、刘姓“彭城堂”、田姓“雁门堂”或“紫荆堂”、陈姓“颖川堂”、谭姓“弘农堂”,李姓“陇西堂”等。1人下贴,通知村寨,灯班即至。灯班进寨,神灯放下,谓之扎营。诸灯聚汇村寨院落或豪富人家,谓之打栾。打栾之初,演唱“二十八宿”,即比喻前朝古人为星宿,群星聚会,吉星高照。演唱内容丰富,有唱古人的,有宣扬礼教的,有贬剖社会丑习的,有歌唱爱情生活的,有祝福祝寿的等等。正月十五日,路灯活动停止。即日,杀猪宰羊敬神灯,烧掉神灯和花灯,宣告一年一度新春跳灯活动结束。

搬土地。农历正月初三至十五日,“土地公”头戴面具,包长红布于颈,手执插“香”杖,伴着“土地婆”(男扮),双双挨户送财驱瘟。苗族人民酷爱土地入门,以粑粑相送。

小年敲锣。农历腊月二十六日前后,拖冲、大王、大酉、旋涡等地谓之“小年”,组织艺人在庙内或村庄较高之楼舍,有节奏地敲锣,朝夕不停,通宵达旦。村民挨户为敲锣者呈酒送饭。锣响时,男女老幼坐在家里静听,喜笑颜开,庆五谷丰登,贺六畜兴旺。

车(chā)七姑娘。在锦和、尧市、拖冲、文昌阁等上三区,流行一种“车七姑娘”的民俗。传说到了七月初一,家里死去的亲人都会回到自己的家里,与家里的亲人相伴半个月的时间,在七月十五日晚上回去。所以,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可以通过“差七姑娘”的方式,让灵魂去西天看看死去亲人的情况。用农村有靠背的椅子,四脚垫上冥币,人坐在上面,头蒙头巾,口含神水(老司念咒作法后的圣水),闭目,由老司在身后念咒作法,手拍大腿,脚跟离地,如骑马状急行至天宫,这样就可以看到死去亲人的近况了。

一种文化的形成,需要特定的历史环境、特定的人文基础和特定的历史变迁。正是得益于这样的民俗文化的熏陶,麻阳苗族人们形成了古朴厚道、勤劳善良、思想淳朴的性格,产生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全社会形成了追求幸福美满和富贵吉祥的好风尚、好传统、好家风。谁不按照追求幸福美满好风俗就会受到村民的鄙视和谴责,会被当作没有“家教”,不孝敬长辈的例子教育幼辈。这样的好风尚、好传统、好家风,使家庭更加和睦美满,其乐融融,形成了独特的“锦江民俗现象”。

三、麻阳民俗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作用

中华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伟大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华大文化的分支,从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发展历史来看,中华民俗文化可以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本和归宿。

在湘西南麻阳地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麻阳民俗文化,与其他民俗文化相比较,既有共同点,又有差异性。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延伸和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麻阳民俗文化形成的追求幸福、美满的鲜明主题,是对中华民俗文化的重要贡献,是中华民俗文化的瑰宝。

麻阳人民古朴简单。在千百年的生产生活中,麻阳人们依山傍水而居,伐木建房,以茅草盖之,采野菜而食,捕野畜以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花草相伴,与鸟兽为依,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尽情地享受着天地之间的灵气。他们过着古朴简单的生活,没有太多的欲望杂念牵挂,平平淡淡,宽宏温和,正应了“气之温和者寿”、“量之宽宏者寿”的真理。

麻阳人民思想淳朴。孔子说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麻阳人民淳朴的思想里贯穿着“和”的社会理念,“家和万事兴”、“和为贵”、“和气生财”,这些都是注重人际关系融洽的表现。淳朴的思想给社会带来了福音,家庭和睦,邻里和睦,亲朋和睦,产生了淳朴的社会环境,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

麻阳人民勤劳善良。“质之善良者寿”。麻阳人民十分勤劳,在辛勤的劳动中,他们拥有了强健的体魄,拥有了健康的基础。他们懂得,只有通过辛勤的劳动,才能改变生产生活环境,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才能改变生活质量。丰富的物质基础和精神生活,为幸福、健康、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条件。

四、麻阳民俗文化理念的提升与发扬光大

独树一帜的麻阳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有超强的生命力和发展前景。近年来,麻阳县委、县政府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弘扬民俗文化,发展县域经济为己任,提出了打造民俗文化品牌的战略决策,必将进一步丰富麻阳民俗文化的内涵,将麻阳民俗文化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这是麻阳苗乡万苗族同胞之福。

追求幸福、健康、和谐、美满是湘西南麻阳苗族人们美好的夙愿。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麻阳人民追求生活富裕、社会和谐和实现健康长寿的愿望越来越强烈。麻阳县委、县政府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提出打造地域文化品牌,发展县域经济的思路,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符合麻阳人们的根本利益,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必将使民俗文化理念得到提升。

麻阳有良好的生态环境,独特的生态资源,有很多潜力等待我们去利用与开发。这里有被誉为中国冰糖橙之乡、还有曾被列为贡品的小籽花生和苞茅酒,有益寿延年的松花养身酒和雄山长寿矿泉水等特产,经过近年来的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步伐的加快,这些无公害农产品资源越来越丰富,不但满足了麻阳人们生活的需要,还有大量的储备等待外销。

民俗文化学论文 第17篇

加快发展民俗文化事业把文化产业摆上重要位置，并列入社会事业和产业体系发展规划，制定扶持政策措施，推动民俗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大发展。多年来，吴小锦传承发扬“通草画”这一东方艺术奇葩，还不断创新探索出“贞观香绒画”“金箔画”等工艺美术新画种，备受行家称赞。吴小锦大师创作的通草画《母爱》《热海藏珍》《温馨家园》等11幅作品荣获全国、福建省工艺美术精品评比金奖。像吴小锦这样如雷贯耳的大师，老百姓只是在报纸上、电视上见过，政府并没有下大功夫把这一东方奇葩与我市的经济进行有效地融合，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此，笔者认为，要让这些具有鲜明特点的石狮民俗文化发扬广大，必须要把它们列入政府的规划之中，让它们与经济发展相融合，尤其与实体进行融合，比如吴小锦“工艺美术创作室”与服装公司相融合，在服装上注入这些“通草画”“贞观香绒画”的元素，增强服装的文化品味，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又为传承祖国优秀文化提供更多的资金。

二、整合民俗文化资源，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

石狮侨乡文化、狮文化、武术文化、灯谜文化、对渡文化、古卫城文化、服饰文化和海底史前文化等民俗文化，大都比较分散，有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已经不为世人所知晓，比如侨乡文化的兴盛与变迁；有的纯民间性质的组织，比如狮文化、武术文化，这些民间艺人平时有自己的事业，只有在大型活动中或参加比赛时再进行集中训练。笔者认为，这些现状，确实令人担忧，文化的形成要经过几百几千的积淀，如果我们不加以收集、整理、整合，很快有的文化就失传、有的能够见证文化变迁的物件，如石碑、建筑物就会被毁损，因此，我们必须要把石狮的民俗语文化进行重新整合，然后把这些文化集中进行展示，比如建造一个石狮民俗文化公园，首先让石狮本地的人了解自己的民俗文化，从中更好地保护它们，让外来务工人员、游客了解石狮的民俗文化，更好地把石狮独特的文化介绍的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通过着力提升海洋、侨乡、民间艺术、宗教等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传统文化品牌，大力培育社区、企业、商贸、服饰等富有石狮特色的现代文化品牌，争取更多的特色文化列入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让特色文化为城市发展助力。

三、加大资金投入，保障民俗文化与经济的融合

民俗文化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根”和“基”，只有加大投入资金才能把一系列民俗文化的品牌做强做大；才能使文化与经济高度的融合催生“文化经济”；这一点，笔者认为山西“东湖醋园”值得借鉴。山西老陈醋集团有限公司以山西老陈醋文化为主题建立的“东湖醋园”，它是山西省第一家动态展示传统与现代老陈醋生产工艺流程和老陈醋历史文化内涵的公司化、工厂化博物馆。园内由陈列堂和醋疗园两部分组成。分别收集了我国西汉以来各种酿醋器具、农耕器具和700余个醋疗药方，以古今器皿展示、文献典籍摘记，图片照片写真，产品实物陈列等形式充分展示了山西老陈醋的历史文化底蕴。2010年12月27日，东湖醋园作为特色旅游景点，被国家旅游局评为4A级旅游景点。很多游客到那里旅游时不仅了解“醋文化”的历史，还观摩了醋的生产过程，这样的让游客花钱看广告的事，游客即不会反感，反而认为学到知识，真是一举两得。假如石狮也加大资金扶持石狮甜粿企业，做成“甜粿文化园”，然后把侨乡文化融合进去，成为一个反映石狮历代侨民的奋斗史展示平台，这应该是会令很多侨亲高兴的大好事，或者成立“通草画”“香绒画”鉴赏园，把石狮的主打产业服饰业融合进来，这对于增加石狮服饰业的文化附加值应该会起一定的作用。

民俗文化学论文 第18篇

关键词：维吾尔数字故事；故事地图；民俗地图志

1.前言

《维吾尔数字故事民俗地图志》的“故事民俗地图志”，指的不是过往的故事类型学的讨论，也不是以编绘地图为主，而是讨论编绘故事地图中的民俗学难题，特别是空间信息和空间意义的问题，还要补充地图学和数字化的缺项。所谓空间概念，就民俗学而言，除了业内常说的地方性特征，还包括区域地理范围内的大量历史地理景观，这是过去很少进行民俗学研究的。特别是那些“会说故事”的景观实体，不少已转化为自然遗产、文化遗产或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强烈地吸引着现代人。随着全球化对时间节奏的压榨，时间逐渐失去了人文意义，故事的流失或保护也在空间中实现，于是参观遗产地、现场听故事，成为一种趋势。这让现代人可以从空间中召唤时间，可以记忆和反思历史文明。此外，在一个生活方式现代化的时代，慢悠悠的民俗消失很快，但被数字化也快。上网站，查地图、看民俗，渐成习尚。近年各级政府和社会力量都在花大力气资助遗产地，使这种空间携带时间的民俗传承呈现得十分明显。据此种种，这本《维吾尔数字故事民俗地图志建立构想》，希望能在专业研究领域中迈出新的想法，也希望能社会应用上有所作为。

2.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状况

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世界各国进行了几次的认真评估以后，人们惊奇的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更严峻的形式。保护和研究方面付出的既然很多。全球化节奏的不断增加，超级大国的文化侵略，国际标准化的推广，持续不断地物理冲突大部分以处在消失的边缘，生存环境及其脆弱，很容易受到外界影响而毁坏，消亡。各种灾难，地震，都对传统文化构成严重的威胁。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明历史的遗存，具有相当的文化价值和研究价值，是研究古代人类文明发展的珍贵材料各国相互了解文化的最好的文化的接触和文化交流的手段。随着这方面需求的加强，面向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开发利用的专门信息研究，已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在国外数字故事民俗地图志建立研究比较早，最早的数字化保护工作来自于对图书，档案的数字化工作。美国从1990年开始的“美国记忆”，而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世界记忆”工程，代表了国际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普遍进行，距今只有20年。目前国内就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工程也已经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比如国内各种数字博物馆包括南京博物馆的数字化，山东大学考古数字博物馆还有“故事民俗地图志”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民俗文献史纲要及其数字化管理系统”中的“民俗地理志”子课题，与北京师范大学985工程“数字故事博物馆”项目同步进行。为更好践行18大会议精神，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确保新疆民俗文化研究中心各项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根据新疆民俗文化的研究现状，特制定2013年度本中心招标了重点课题项目为“维吾尔族民间故事数字记录与整理”。但维吾尔数字故事民俗地图志建立研究是一个空隙。

现代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采集、保存、展示与传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包括了丰富的数字化资料库，同时利用地图，动画，器物图像，视频，声音，并具有高度亲和力的用户界面，也开启一个跨越学科，跨越实体机构合作的模式，促进国际间资源整合与技术交流。

3.维吾尔数字故事民俗地图志建立研究的意义

维吾尔民间故事同维吾尔人民的古代神话传说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它创造的正，反面形象是实现社会各个阶层，集团的典型代表。维吾尔民间故事具有丰富和深刻的内容但随着全球化对时间的压榨维吾尔民间故事，时间逐渐失去了人们对民间故事的重视，在家孩子们很少听故事。就这种状况提醒我们建立一个完整的民间故事数据库，把它由地图来显示。新疆文化是中国文化中的瑰宝之一。从文化建设的宏观层面上说维吾尔数字故事民俗地图和相关研究成果的起步，主要有以下意义：它可以是维吾尔族人民自的自己的民俗文化传承走上一个快速的轨道，弘扬和传承维吾尔族民间故事丰富内容，是实现资源资源共建共享的必然要求，维吾尔数字故事民俗地图志建设，充分体现对维吾尔民间故事文化的尊重和保护。也为新疆悠久的地理历史文化景观遗产的产业设计提供了民俗学的基础信息和综合性的学术支撑。

维吾尔数字故事民俗地图志建立的研究是文理科交叉研究补充民俗学理论与方法，在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上，主要有以下几点。

丰富维吾尔族民俗学理论与方法论。本研究的进行时民俗学与地理，计算机学的交叉研究，应用民俗学、历史学、人类学、地理学等交叉学科知识，应用计算机技术，在当代全球化和数字化背景下，充分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解决人文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民俗学研究中的地理环境因素分析和时空传承研究需要地理学的知识，在学术史方面，本研究为民俗学史拓展研究方法，为民俗学研究的一部分，提供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本项研究只是初步的但在民俗学史上，从地图学的角度，解决民俗学的方法问题，维空间民俗学和数字民俗学的研究打下基础。

建立数字地图民俗志研究模式。建立数字故事民俗地图应用于民俗学研究的模式。本研究还增加数字民俗学的新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应用民俗学。假如本研究在新疆民俗学上实现，就为新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技术支持和研究方案。为研究成果的保存、再度研究和信息挖掘提供更有效的方法。本研究也为文理工学科交叉地人才培养，提供一种参考。

4.建立维吾尔民间故事数据库的具体构想

（一）加强领导，做好维吾尔民间故事数据库建设规划由于建设维吾尔民间故事文化特色数据库周期长，尤其是去新疆偏僻地区，深入农村地区调研，需要经费多，工作繁杂，又没有直接的建库经验。因此，加强领导，做好数据库的规划，是建好维吾尔民间故事数据库的关键。首先要成立维吾尔民间故事文化特色数据库建设领导小组，吸收维吾尔民间故事文化研究学者，研究生，博士生，和计算机专家为领导小组成员。其次应确定文献采集范围步骤、文献数字化的顺序、数据库软件选择等。再次应提早派人去已键民族特色文献数据库的高校图书馆学习，请建库专家来进行指导培训。

（二）维吾尔民间故事数据库内容及处理方法

建设维吾尔民间故事数据库基本理念是：

突出反映维吾尔文化的研究成果，反应维吾尔族的不同方言来讲述的民间故事，讲述者，民间故事的讲述状况，保护情况，遇到的困境突出办学特色，为教学课研服务。

维吾尔族文化特色数据库应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方面的内容：

1.物质文化主要包括：

（1）国内所有公开或不公开的刊物、报纸中刊载的有关维吾尔族文化研究的论文（包括馆藏资源和网络资源）。这部分资料要求全文数字化。

（2）维吾尔民间故事数据库性质的图片和视频资料。

如将维吾尔民间故事，讲述过程，讲述者的文化程度，故事的文化环境等制作成视频、图片、配以文字说明展示在数据库中。

（3）从事维吾尔民间故事研究的专家、学者的有关资料以图片和文字的方式展示。

（4）相关单位及其他网站有关维吾尔民间故事数据库研究的资料，将其收集、整理、合成不同格式的电子文档，分别归入数据库中不同的类目。

2.我参加的民俗基地非物质文化主要包括：

民间故事、民间达斯坦、民间音乐、舞蹈、手工艺、饮食文化、民间、民俗、游艺等内容，将那些没有文字记录的维吾尔文化遗产进行有序地普查，组织力量进行采集，以多媒体形式予以反应。

总之，就是维吾尔民间故事文化的方方面面，在特色数据库中得到全面、完整的展示，将维吾尔文化数据库建成中国维吾尔族的文化信息中心。建立一个维吾尔民间数据库是一个保护和传承维吾尔民间故事的很好的方法之一。就遵守“从民间收集，返_间”的口号要运用民间故事资料用到民间数据库里面，同时还用在研究方面。

5.总结

（一）对民间故事进行记录是今天保护口头文化遗产由无形态转化为有形态的先决条件和手段。民间口头文学遗产只有通过记录转化为文本性、物质性、有形性、固化性的对象，才能成为静观的对象、分析的对象、研究的对象、储存的对象、传播的对象、传世的对象。民间故事的数字记录是研究民间故事的首要条件之一。

（二）数字记录成果将来通过数据库等多种手段返还给民间，增强民众尤其是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年轻人对自己民族传统知识的了解和传承。

主要对民间流传的维吾尔族民间故事进行数字记录，并切总结数字记录经验撰写论文，同时选择库车县不同地区的民间故事进行数字记录，并且对故事讲述家的现存情况、当代民间故事的生存情况进行研究。

民俗文化学论文 第19篇

关键词：民俗文化传承；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一、民俗文化传承的思想政治教育个体价值

1.引导思想行为。“化民成俗，其必由学。”民俗源于俗民日常生活的需要，是俗民习得、传承和累积文化成果的重要方式，因而也是社会群体建构组织认同与自我认同的重要手段。由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的变化往往最先通过民俗的新旧流变呈现出来，民俗文化集中反映了俗民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民俗一经形成、扩散和接受，便成为规范俗民思想行为的一种基本力量。一些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民俗文化将个体引导到合规范的德目和仪轨上来，一些陈规陋习因其传统的惰性而成为移风易俗、除旧革新的对象。2.规范个体行动。民俗形成于俗民的日常生活，在世代承继中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文化模式和许多程式化的规矩。这些规矩往往作为通行的规则支配着俗民的社会行为。美国社会学家罗斯指出，道德法律、社会舆论、社会暗示、、个人理想、人生礼仪、文化艺术乃至社会评价等，都可以成为社会控制的方式和手段。日常生活中，习俗规则和习俗惯制以隐喻、规约、惩戒、诉讼的方式对俗民的思想行为实施防范、监督和评判。任何俗民越轨、违规、失范、破俗的行为都将受到群体的制裁和惩罚，付出相应的社会代价。3.塑造社会人格。民俗文化反映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群体的社会心理、文化风貌和思维方式，有着高度的稳定性、延续性、群体认同性和权威性，为个体的发展提供了从“习惯”到“风俗”、从“仪式”到“德范”的社会化过程。“采风俗，定制作。”社会生活中，民俗文化以其鲜明的服务性、规范性在人类的经验和信仰中占据着支配地位。经过社会风尚和组织习俗的感染、模仿和遵从，人们习以为常地遵从着习俗惯制，在潜移默化中养成了良好的生活态度，塑造出健康、健全的社会人格。

二、民俗文化传承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价值

1.建构意识形态。“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也。”正如美国民俗学家萨姆纳认为，“民俗是社会意识诸形态和社会结构的母体”，世界观、生活观、是非曲直、权利与道德起初都孕生在民俗之中。一个时代的民族精神正是民俗整合的结果。民俗文化包含着意识形态的内容，与建构主流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凝聚社会共识密切相关。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指出，民俗是权力结构和社会实践的产物。民俗表达了不同场域中社会行动者的处境和利益，体现了不同社会阶层的权力和意志。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正是社会整体发现、接受和传播一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民俗生活的过程。[3]我国近现代以来民俗文化传承的历史也反复确证了民俗的社会价值。“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建立了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民俗学，发挥了民俗文化在思想启蒙与社会解放当中的重要作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_将传统年画转换为意识形态话语的表达方式，满足了党的政治宣传和大众日常生活的双重需要。改革开放时期，党从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高度看待民族文化，发挥了一些重大的民间礼仪活动“传播主流价值观，增强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积极作用。2.优化社会环境。人的生活包括由习俗惯例、血缘关系、生存本能、天然情感等调节的日常生活，以及由科学、艺术、哲学等精神生产与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所构成的非日常生活。个人首先要按照一定社群的习惯系统所提供的节奏、秩序和规则融入日常生活，才能从事社会生产，融入社会生活。民俗活动通过娱乐、宣泄、补偿、熏陶等方式调剂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心理本能，以共同的习俗和文化心理为纽带发挥着内化社会规范、协调社会利益、发展社会关系的功能。优秀的民俗文化有利于创造社会风尚，减少社会摩擦，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现代社会，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快，优秀的民俗文化可以为一个地方的发展提供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可以通过民俗旅游实现民俗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4]优秀民俗文化资源的产业化、资本化运作，在优化社会环境的同时也形成和创设出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载体和渠道。3.增进文化认同。“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民俗文化是大众的、民间的、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的非主流文化，反映了俗民的社会认知，提供了理解国家与民众的需要及其权利的重要方式，构成了主流文化、地方文化和传统文化交互发展的基础。民俗事项、民俗物象、民间故事、神话传说、风俗习惯、歌谣史诗等民俗文化资源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民俗文化传承增强了俗民的文化感受能力和群体凝聚力。这种以习俗为纽带而形成的文化认同力量，创设了“融洽与契合、团结和秩序”的文化氛围，加大了社会群体组合的强度和广度。随着民俗文化的传承，人们拥有了文化自觉，在民俗文化传承中形成了对民族文化、现代文化和先进文化的认同。

三、民俗文化传承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

1.深刻领会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的实践意蕴。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将思想政治教育关涉的现实生活作为教育介体，通过诠释人们的生活世界来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趋势和要求。精神现象学的创始人，德国思想家胡塞尔指出，人类的精神现象包括高度抽象的理论和具体直观的生活。任何理论和科学都是从人的日常活动中产生的，一味地将科学世界凌驾于生活世界之上，将使人遗忘或质疑生活的意义。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创始人，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指出，日常生活是“欲望与需要、严肃与轻浮、自然与文化、公共与私人的接合点和冲突点”。引导日常生活的主体同自身的类本质建立起自觉的关系，是日常生活人道化的核心。[5（]P183）思想政治教育是促进人的政治社会化的特殊教育实践活动，是引导受教育者实现“类的发展自觉”的“一种特殊的生活形式”。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只有从日常生活中捕捉教育契机，建构教育内容，凝练教育智慧，才能描绘出日常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引导受教育者“从最高水平上掌握生活的展示方式”。2.准确把握民俗文化传承与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的内在关联。民俗是生活的海洋，“社会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的日常生活”是民俗文化形成的基础。民俗的形成与发展反映了特定社会群体的心理需要，本质上是俗民在社会生产、社会生活和社会互动中达成的某种文化共识。民俗文化凝结着俗民的社会态度、社会情感和社会价值观，反映出俗民的道德认知水平和思想政治素质，构成了“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公共场域。民俗中的俗民并不专指底层民众，而是指共享着某一文化传统，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和文化认同的任何群体。民俗文化的传承流变、民俗主体的分化发展不同程度地反映出社会群体的认知冲突与社会结构的内在紧张。民俗事项、民俗符号和民俗象征物的产生促进了民俗主体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形成了民俗文化传承与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握民俗文化传承与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的内在关联，就是要通过开发民俗文化传承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针对性、实效性，引导受教育者在“辩风正俗”的过程中提高自身观察、体验与创造社会生活的思想行为能力。3.充分认识民俗文化“日用而不知”的资源特性。民俗文化包括口头民俗、社会组织民俗、游艺民俗、人生礼仪、民间科学技术、岁时节日民俗、信仰民俗、物质生产民俗、物质生活民俗等丰富的形态和内容。然而，正如美国的民俗学家邓迪斯认为，民俗书写着人类的象征性自传，展现为一种“自内而外的社会观”。民俗学研究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寻找“意义的程式”，将民俗生活的无意识表征转化为民众有意识的理解。民俗文化作为一种“在生活里的，不坐正堂的文化”，却又有着“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文化特性。英国早期的民俗学家博尔尼女士指出：“引起民俗学家注意的，不是耕犁的形式，而是耕田者推犁入土时所举行的仪式；不是渔网和渔叉的构造，而是渔夫入海时所遵守的禁忌；不是桥梁或房屋的建筑术，而是施工时的祭祖以及建筑物使用者的社会生活。”开发民俗文化传承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就是要洞悉民俗文化传承所具有的政治寓意和思想内涵，在民俗教育、民俗体验、民俗传承、民俗采风、民俗调查等活动过程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4.不断增进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民俗文化自觉。把握民俗文化传承“日用而不知”的鲜明特性，开发和实现我国优秀民俗文化传承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必须了解和掌握民俗学的原理与方法，不断增进思想政治教育者传承优秀民俗文化的自觉意识。正如邓迪斯指出的，民俗学对于“促进种族自豪，发现世界观和价值的本土认知种类和模式，是一个先于其时代的学科”，只有不断增进优秀民俗文化传承的自觉意识，形成对我国民俗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才能够自觉地走进社会日常生活的深处去发现、体验和传播民俗，运用田野调查、民俗志等民俗学的原理与方法创造性地转换并实现民俗文化传承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参考文献：

[1]仲富兰.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2]张耀灿，郑永廷，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王杰文“.阿尔及利亚影像”中的民俗与政治——布迪厄民俗知识体系资本化与其学术创业的内在关联[J].民俗研究，2014，（5）.

民俗文化学论文 第20篇

祈富求财

祈富求财的吉祥祝福语主要有招财进宝、日进斗金、富贵等。其中，元·刘唐卿在《降桑椹》第二折中说道：“招财进宝臻佳瑞，合家无虑保安存。”这里的“招财进宝”便是民间百姓用来祝贺他人能够多富多财的吉祥祝福语。这些祈福求财的思想观念体现在服饰上的主要有民间服饰中出现的将“招财进宝”刺绣到围腰上（图1），荷包上绣着“西去遇宝”、“富贵”等字样，这些都直白地表达出民间百姓对于财富的追求。

福寿安康

“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是民间常用的吉祥祝福用语，常用来表达对他人的福气多多、生命长久的祝福。人们对于福寿的企盼，主要反映了物质层面的富贵和长寿的意义。《说文解字》中记载:“福，佑也。”福寿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每逢新春佳节，正是祈求来年万事如意的时候，家家贴春联，都爱用“五福临门”、“福星高照”作横批；贴大红纸书写的“福”字时，还故意将其倒贴，取其谐音“福到了”。[5]这是民间人们祈福的一种方式。《尚书·洪范》中记载，“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这是指民间常说的“五福”寿为先的说法。像民间“延年益寿”题材往往和“多子多福”的祈愿是相伴的，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长寿观念和生育观念。《韩非子》中有记载“金寿富贵之谓福”。[6]民间更有将松柏、白鹤、桃子等来寓意生命长久。人们在民间服饰中对于福寿的追求表现为通过寿字、福字纹样来装饰服饰，这恰恰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对祈求福寿安康的传统观念。像荷包刺绣中出现的“福如东海”，儿童的围脖上的“长生不老”，民间枕顶上绣有寿字（图2），长袍和卷膀上使用团型的寿字纹进行全身装饰等等，这些无不透露出人们对于生命长久、福气安康的渴望。

求官求仕

在民间，人们大都拥有一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有出息，将来成就一番事业，成为栋梁之材。但是在封建社会时期，人们则希望通过考取功名，来获得高官厚禄、荣华富贵，这也正是民间学子不辞辛劳所要追求功名的目的所在。因为在中国，仕途官位向来是与特权、财富、地位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人们对仕途官位的向往心情也是十分迫切的。在中国的吉祥民俗中，有关求官求仕途的吉祥象征符号也不在少数。[7]人们较为熟知的就有五子登科、连中三元、状元及第、平生三级、官上加官等等。《宋史·窦仪传》中记载，宋代窦禹钧的五个儿子仪、俨、侃、偁、僖相继及第，故称“五子登科”。王应麟的《三字经》中以“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的句子，歌颂此事，并形成了“五子登科”的成语，这些都寄托了民间百姓期望自己的孩子都能像窦家五子那样，获取功名、入仕为官，从此拥有锦绣前程的美好愿望。同时由此看出民众对于入仕为官的重视与崇尚。另外，民间百姓更是将荔枝、桂圆、核桃三种圆形的果实，来比喻“连中三元”，因为“圆”与“元”同音。明代沈受先《三元记·格天》：“玉帝漱敕旨：谪下文曲星君与冯商为子，连中三元，官封五世。”民间服饰中的荷包上便绣有“五子登科”（图3）、“连中三元”等文字字样，无不显示出人们对于走入仕途，进入官场的一种期盼。

多子多孙

在民间服饰文化中，人们对于祈子主要表现出两种期望，一种是对多子的企盼，另一种则表现出祈求“良儿”的情怀。从古至今，没有人不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不兴旺发达。民间流传：“财也是宝，子也是宝，财子双全家更好，这般事难计较，算来都是天公造，有财无子富何归，有子无财贫莫恼，生也有靠死也有靠。”[8]再如，《安石榴赋》中记载：“若榴者，天下之奇树，五洲之名果也是以属文之式或叙而赋之。遥而望之，焕若隋珠耀重渊；详而察之，灼若列宿出云间。千房同膜，千子如一，御饥疗渴，解醒止醉。”榴“千子如一”，故与“多子”结缘。其实，早在六朝时期石榴就被作为生子、多子的祝颂吉物。在中国的传统器物上，多有石榴的图案。旧时婚联也有“合欢花灿双辉烛，竞艳榴开百子图”，祝有“多子”之福。[9]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馆藏服饰中将“榴开百子”直接刺绣于肚兜的顶端，配以石榴的图案（图4），表达人们对子孙兴旺的企盼情怀。民间向来有“麒麟送子”的传说，在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馆藏的一件儿童肚兜上更是出现了“麒麟送子”的图案和写有“天赐麟儿”的文字字样，肚兜上描绘的是一个童子手持莲蓬和笙等祈子吉祥物，身骑麒麟、从天而降，在服饰上出现这种图案，便是寓意祈求能够得到“良儿”的意蕴。

求喜求乐

喜字更多代表的是凡事求得吉庆的意愿、求得好兆头，代表着人们的一种求喜求乐的美好心愿。民间向来有供奉喜神一说，喜神又名“吉神”“喜庆之神”。旧时成婚，新人坐立须正对喜神所在之方位，以求一生多喜乐。新娘上轿时，轿口必须对准喜神所在方位少停片刻，称迎喜神。北方地区亦有迎喜神之俗，在张贴“出门见喜”、“抬头见喜”等春条的同时，对准喜神所在方位，在一定时辰出迎。[10]人们通过这种方式以求得喜气、欢愉的心情，期望拥有美好的吉庆氛围。我们细观察会发现，“喜”字的意思是：用一双手捧着一个“吉”字，下面加一个喜笑的口形。故从古至今“喜”字都是用来表达愉悦情绪的，“喜”字情结使得人们用它代表整个人生中所有的吉祥与快乐，使“喜”字成为五福（福、禄、寿、喜、财）之一。“双喜”，更多用于婚嫁场合，表达婚姻吉祥如意之意。[6]像民间服饰中出现的鞋垫上绣有“永结同心”、“双喜”，以及在平底绣花鞋的鞋头位置刺绣上“双喜”、“同偕到老”等等，用以表达民众祈求婚姻幸福美满、吉祥如意的美好愿望。（图5）总之，人们将文字刺绣于服饰上通过其直白的表述进行抒发他们内心的情感，无论是对财富、福寿、子孙和喜乐的祈求，都表现了他们内心对于吉祥祝福的一种期盼。

2、民间服饰中的民间信仰习俗

民间信仰习俗起初源于对某些事物的信仰，像是对日、月、雷雨、大风等的信仰，这些都是对原始事物的认知与感知，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民众对于它们的一种原始崇拜情结。例如，人们对自然的崇拜，大多是出自于对现实现象的无法解释，便将心中的一部分感情转移到伟大的大自然中。自古以来人们便有祭奠日月的习俗，如《尚书·尧典》中记载：“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昧谷，寅饯纳日”是说古人风俗在太阳升起和落下时都伴有祭祀活动。《礼记·祭义》中说：“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暗，殷人祭其阳。周人_，以朝及暗。_于坛，祭月于坎。以别幽明，以制上下。_于东，祭月于西，以别内外，以端其位。日出于东，月生于西，阴阳长短，终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这些都说明古代的郊祭中的_、祭月习俗，表达了人们对自然界中日月的崇拜情结。[2]另外，像我们每年都会过的传统节日之“中秋节”也是民间百姓典型的崇拜月亮的风俗习惯。《遂安县志》中也记载到：“农民遇久旱，迎神祈雨。祷诸水，求得蛙蛇、小虫置瓦瓶中，上覆杨枝舁归，名‘净水’，供奉甚虔，行田野。三日不雨，复往祷如前，初冬送回。”这描写了民间百姓在遇到干旱时迎神求雨的情景。民间服饰中出现的卍字纹（图6），常被认为是太阳或火的象征，另一种十字纹也是太阳神的象征，在世界其他各地民族中均有十字日神的例证。还有民间服饰中出现的凤尾裙中出现了“日”、“月”，耳帽上绣有“干雨”、“雷声”等文字，这些都反映出人对大自然的尊崇之情。

3、民间服饰中的游艺

民俗唱戏，即民间艺人演唱戏曲，它是中国特有的民间游艺活动,种类繁多,老少咸宜。戏曲的内容有的反映的是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社会习俗等故事传说。民俗文化是戏曲孕育的母体和载体，戏曲则是这个母体载体中最为活跃、热闹和狂野的情绪宣泄和情感表达，所以民间戏曲亦是属于民俗文化的一部分。[11]其中《定海县志》记载到：“邑中无戏班，皆来自甬郡。先由人向戏业包赁，谓之‘包班’，亦曰‘包头’，再由包头转赁于各庙会，从中可以获利。故俗数末业之得厚利者曰‘一包班，二看鸭’。戏班有昆班、徽班、邵兴班、台州班之别，其实优伶皆绍台两帮及甬之堕民为之，惟以其所唱之曲调为别耳。商店酬神之戏多在春间演之，沿街用木板搭台，上盖芦席，点缀灯彩，在上演唱，谓之‘街戏’。演剧之时，合境老稚男女多往观之，各家多自备高椅或庋板为台以便妇女坐观。拥挤之时，往往毁台倒椅，妇女有至堕钗遗舄者。”其中主要描述了民间戏曲的演唱场景以及它对于民众的巨大吸引力。民间服饰中“文字”所反映的是民俗文化中的戏曲人物传说，其中大多反映的是民间戏曲中的人物形象和民间戏曲故事，他们在民间服饰中主要是通过“文字”刺绣和搭配戏曲人物进行表现。如戏曲人物主要是罗士信、胡金蝉等（图7），叙述故事的有“老杨山夺帅印”、“罗章跪楼”等等。像戏曲人物罗士信，是唐初著名的将领，其军功显赫，果敢勇猛。而胡金蝉亦是民间戏曲中的重要人物，是一位敢作敢为、为自己的丈夫亦可以不顾生死去拼搏的奇女子，这些在传统民间戏曲中都有精彩的叙述与描写。通过观察与分析，不难发现民间服饰中所反映的民间戏曲，大多颂扬的是民间戏曲里脍炙人口的经典曲目，亲睐的大多是民间戏曲中正面向上的人物形象，体现了民众对戏曲艺术的喜爱与颂扬。人们把民间戏曲人物形象刺绣到民间服饰上，同时配以“文字”，简练而明确地表达出民间戏曲文化、风俗习惯，传达出人们的真切感情，也反映了民间戏曲文化对百姓的巨大影响。

4、结语

民俗文化学论文 第21篇

东南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陶思炎教授在大会发言中对民俗艺术研究进行了历史回顾，指出在上个世纪2O年代随着日本“民俗艺术之会”的成立和《民俗艺术》杂志的创刊，“民俗艺术”已经开始从民俗学中被剥离出来，成为艺术学研究中的一个与传统生活紧密联系的新方向。中国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民俗艺术学的研究，近来，相关论著的出版、民俗艺术学硕士和博士的培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设立、民俗艺术相应机构的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开展等，都反映了中国民俗艺术研究的拓展和繁荣。陶思炎教授指出，今后“民俗艺术学”的发展还急需加强基本理论的研究和自身学科的建设，以真正建立起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影响国际学界的中国的“民俗艺术学”。台湾辅仁大学郑志明教授的《“民俗文艺学”的研究范畴及其展望》对民俗文艺学的具体内涵与研究范畴做了详细界定，认为它是文学与民俗学的交叉领域，独立于文学、民俗学的原有范畴，自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民俗文艺学超越了传统单一的学术领域，必然走向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用不同的研究角度开拓出更多的探讨面向与发展方向，结合成更为庞大的总体学术研究。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所长张士闪教授的《新时期中国艺术学的“田野转向”与学科景观》以艺术民俗学为核心进行考察，认为中国艺术学研究自新时期以来发生了影响深远的“田野转向”，关注艺术活动的民间发生现场、敞显个体的艺术生存智慧、秉持文化一生活的整体研究范式在当下艺术学研究中渐成主流。提出艺术民俗学与艺术人类学、艺术社会学以及民俗艺术学一样，都代表着艺术学“整体研究”的学术理念，而同时又有其独特之处，认为陶思炎先生首倡的“民俗艺术学”与其提出的“艺术民俗学”只有在中国艺术学“田野转向”的大前提下才得以呈现其探索意义。

二、中外民俗艺术的交流比较研究

在回顾与展望的前提下，与会代表对中外民俗艺术的交流融合展开了多角度的研究与探讨。韩国高丽大学田耕旭教授的《丝绸之路与东亚的表演文化》阐述了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西域、中国、韩国表演艺术的交流及韩国表演艺术的发展过程，指出作为东亚共同戏剧文化艺术的散乐百戏在韩、中、日各国随着时展变化各具不同特点，从而形成了各国的传统戏剧，因此今后对东亚表演艺术的普遍性与各国特点的比较研究是为东亚表演艺术的交流与深入研究所必要的课题。日本神奈川大学庸田律子教授的《神与祭神民间表演——于日本的展开》在追寻日本相关学者对祭神民间表演形态考察中出现与中国创世神话中相关的神名的基础上，添加并整理了其他涉及的文例，由此进一步考察由中国传来的“”如何演变为日本的狂暴之神这一问题，同时也考察了与汉族相邻的苗族如何接受并理解“”的问题。日本东北大学铃木岩弓教授的《与半跏趺坐地箴像有关的民间信仰》把半跏地蒇作为民俗艺术的一个范例加以思考，以日本东北地区为例总结了日本对于半跏地葳的信仰情况，并且从对我国江苏佛教寺院的考察中发现半跏地蒇画由此产生对于今后课题的思考，即基于日本撰述的伪经所建造的半跏地葳像为何会出现在中国?这将对于重新认识半跏趺坐地葳像、并从东亚这一广阔领域弄清民俗佛教的展开具有重要意义。曲阜师范大学刘卫平副教授的《“龙灯扛阁”与“男寺党农乐舞”的视觉形象比较》从造型艺术构成的角度对韩国传统的“男寺党”农乐舞与我国山东省的“龙灯扛阁”舞此二种民俗舞蹈作了比较，提出了它们视觉形象层面的异同之处，这对全面理解东亚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不同民族的精神特性将有所帮助。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徐习文副教授的《日本对中国端午文化的接受》引起了与会者对于中日文化交流与比较中某些具体问题的热烈争论。

三、民俗艺术的文化内涵与功能探索

民俗活动文化积淀厚重，内容广博而绚丽多姿、内涵丰富而异彩纷呈、形式独特且流传久远，因此挖掘民俗艺术的文化内涵并进行其功能探索，是民俗艺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所田兆元教授的《仪式美术：概念的建立与学术内涵》指出仪式美术作为美术的一种类型，特指那些因仪式而存在的美术形式，它有既存的作品的仪式展演，也有即时的创作。当前对仪式本身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践都需要新的思维，仪式的相关文化研究更是推动仪式研究的重要空间，通过对它的研究既可推进仪式研究走向深入，也可对于美术形态有更为广泛的认知，因此，仪式美术应该成为引人注目的民俗艺术学研究论题。重庆大学艺术学院龙红教授的《论吴昌硕绘画中的民俗意象》从民俗学角度审视吴昌硕卓越绘画艺术中以俗入雅、雅俗交融的民俗意象生成状态，从而分析其绘画艺术被广泛接受的深层文化原因。龙红教授的发言也给与会者提出了关于民俗艺术化与艺术的民俗化二者关系的思考，深化了民俗艺术研究的内涵。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苏金成副教授的《民俗艺术研究方法略论》对民俗艺术研究的基本方法进行初步探析，并对在民俗艺术学研究领域做出贡献的民俗学家、艺术学家陶思炎教授的关于民俗艺术学研究方法的学术观念进行简要梳理与分析，指出国内的民俗艺术研究正逐步建立起完善的学术研究体系并与世界民俗艺术研究相接轨。此外，济南大学艺术学院韩波副教授通过对民俗艺术作品的形式语言及艺术意义的分析，对民俗艺术作品的文化内涵进行了深入挖掘。南京师范大学晁胜杰博士的“抚琴居右”论把人抚琴居琴之右侧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礼俗相联系，探讨其中包涵的文化内涵。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刘凯博士对南京高淳老街建筑木雕进行了艺术风格上的分析，探讨其深刻的民俗内涵与文化意蕴，以期成为了解高淳地区乡风民俗的重要参考资料。

四、民俗艺术田野调查资料的深度阐释与探究

五、民俗艺术的保护与传承研究

民俗文化学论文 第22篇

[关键词]：民俗文化 艺术设计 文化运用

一、民俗文化在构思方面的运用

民俗文化是由历史的艺术表达形式发展而来，具有代表性，设计正是对文化与鉴赏的一种表达。将民俗文化应用在设计方面，可以将抽象的文化理念变得具体，寄托于物件中表达出来。这种表达方式重点体现在设计构思方面，任何工艺品的设计首先都要确定一个主题，再借助设计对象将这一主题具象化。基于民俗文化进行的构思，主要针对色彩搭配与绘图形式来进行，不同地域的传统民俗也存在差异，因此在设计构思中要考虑区域环境特点。民俗文化自身具有浓郁的艺术色彩，与艺术设计相辅相成，在我国经典艺术设计中含有很多民族特色，如“福如东海”的艺术图案。艺术构思过程中设计师要考虑物品最终的观赏价值，还包括使用性能。礼物构思设计结合庆祝方向来进行，可以是历史典故，也可以是民俗特色装饰。民俗文化对色彩的表达方式多种多样，构思时要结合整体图案来进行，单一的优化可能会造成艺术品最终的主题表现不明显，给观赏者一种杂乱无章的感觉。把握好这几方面的特点，能够吸引更多的消费者，使民俗文化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二、民俗文化在图案、造型和文字方面的运用

我国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服装造型，这正是民俗文化的一种体现。除此之外，服装中的图案也值得研究，对自然景观的表达是以刺绣形式进行的。陶瓷工艺品在我国古典民俗设计的代表，在其图案与内容上多数将神话为主体，所表达的内容是积极向上的。不同年代生产的陶瓷工艺品在图案绘制上会有所不同，由此可见民俗文化也是有更新周期的。现代艺术设计中应用民俗文化要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既能满足现代人的审美，又弘扬了传统民俗文化。但从书法上看就有多种书写形式，各民族也拥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字，都可以作为艺术的载体进行工艺品设计。构图与造型是紧密相连的，确定主旨后设计应一气呵成，即使是抽象派的艺术表达在内容上也要保持完整。民俗文化是否成功应用于设计，与设计师的个人经验相关。

首先，在图案和造型上，现代视觉传达设计中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仿古、与现代商品相结合、与西方风格相结、满足消费者精神需求、为消费者提供方便等多个方面，并且，其主要的设计理念是“以人为本”，在满足大众需求的基础上，很好地提高了现代视觉传达设计水平，使现代视觉传达设计的内容变得越来越丰富、形态变得更加多样，在推动现代视觉传达设计多元化发展上有着重要作用。

其次，在文字的运用上。我国自古以来，书法字体有草书、隶书、楷书、篆书等多种形态，使得民俗文化在现代视觉传达设计中的不断运用具有独特的民俗气息。在某些情况下，书法艺术发挥着启迪和暗示等作用，可以给国人自豪感、亲切感。如在购买一件商品时，你的眼睛看到不同形态的书法，会深深感受到民俗文化的博大精深，使得商品富有民俗特色和古典韵味。目前，文字方面的运用主要是指画、书、印等几种，在传递我国民俗特色的过程中，可以与地方特产、特色相结合，在提高现代视觉传达设计效果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在进行茶叶包装的设计时，将古代的画、书等与地方山水、风景相结合，不但可以突出茶叶的产地和名气，还能提高茶叶的档次和品味，最终达到提高茶叶销售效益的目的。

三、民俗文化在色彩、材料方面的运用

工艺品设计所选择的材料决定了色彩的运用范围，民俗文化中多使用天然材料制造。例如，木质材料等。这样所制作的艺术品更为自然，但却限制了涂漆的形式，同样以木质材料为例，使用年限久远表面的颜料很容易掉落，木材也有不同程度的腐烂。现代艺术设计中可以对材料进行更换，既能提升使用性能，在色彩表达上也更生动逼真，下面将对民俗文化设计中的色彩选择方式进行介绍。首先，比较鲜艳的颜色，如大红、大紫等，可以起到很好的感染作用；其次，材料本身的颜色，具有古朴、简洁和自然等特点，如藤椅、木地板等。在材料运用上，主要是提倡自然美和原生态。由于我国地大物博，各种材料都可以作为视觉传达设计的资源，如土布、树叶、竹子、花藤等，在充分利用他们的色泽、形态、文理等的过程中，人们的心情、心态和思想都会得到熏陶，最终达到保护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目的。

四、小结

民俗文化的不断运用，是现代视觉传达设计不断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不仅可以为现代视觉传达设计提供各种资源，还能提高现代视觉传达设计的整体效果，并且在推动现代视觉传达设计现代化发展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民俗文化学论文 第23篇

[关键词] 中国；民俗学史；研究对象

一、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民俗学研究时期

但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民俗学研究是从部分扩大到了整个民俗学。北大风俗调查会工作取得的最为突出的成绩便是顾颉刚的妙峰山庙会调查。比之之前广泛有余而缺乏方法论的状况，顾颉刚的敏锐的学科洞察力和严谨的研究精神，是的妙峰山庙会调查已经从调查计划、调查方法、调查经费与日期、资料保存4个方面介入了科学的考察方式。正式由于科学的方法论的运用，民俗学的研究从面深入到了地方民俗事项的细节。

二、以中山大学为中心的民俗学研究时期

由于北京大学遭受了北洋军阀的蹂躏和迫害，很多教授和学者相继被辞职离开北京1927年，顾颉刚、容肇祖等南下到广州中山大学，并和董作宾、钟敬文、杨成志等发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俗学会，隶属于语言历史研究所。1928年草拟的《本所计划书》对民俗学的研究对象进一步进行了发展与扩充。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因地制宜”的不仅提出了对两粤各地进行系统风俗调查的计划，进而把“西南各小民族”纳入研究视野。虽然之前的《风俗调查表》对中国的少数民族的民俗调查略有提及，如旨趣的第四项有“对于满、蒙、回、藏、朝鲜、日本，及南洋诸民族”的风俗调查的提及，但上述只涵盖了当时中国的几个人数众多的民族，对于其他的少数民族则只有“南洋诸民族”带过，而《本所计划书》还提到了“如苗、瑶、壮、蛋等民族”。这种变化说明了民俗学的研究对象范围的具体的扩大，特别是对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注。由于明确了研究的目标，1928年7月组织研究所赴滇调查少数民族事，派史禄国、杨成志等前往。后史禄国等人中道返回广州，调查活动就由杨成志独立完成。之前，虽然是作为动植物考察为主瑶山之行，辛树帜已经在这次调查中实践了科学、准确和全面的记录了瑶人的风俗面貌。而杨成志独自一人对于西南的民俗调查一共用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更为重要的是他预先作了充分的准备，借阅了书籍学习了一些必要的调查技巧，如：调查身份的隐藏或淡化，与人交往的艺术手段等。其次在此次调查中，他学习了彝族的语言――这一重要深入调查的前提。杨成志不仅仅只是停在了观察的表面，更参与了当地彝族的日常生活。不仅给于了当地人礼物和帮助，更劝止了一场兵戎之争。这种在中国第一次长时间的个人的参与体验的方法，无论在民俗学还是人类学的研究中，都极大的深入了对对象的挖掘，是一个长足的进步。

民俗学从由民族使命影响下的歌谣收集为发端，之后随着研究对象的地域和主体的不断扩大和深入；实践中研究方法的不断科学和完善而初步确立了其科学成熟的学科思想。在学科建设已经取得诸多成就的今天，作为可以添砖加瓦的一分子， 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民俗学必定带着那“两个中心”的学术传统迈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参考文献：

[1]周星.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施爱东.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3]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发展史[M].辽宁：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

[4]王文宝.中国民俗研究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民俗文化学论文 第24篇

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居有主体文化的地位，注重人际关系及群体意识，我国的节日民俗在这一文化传统的土壤中生长，自然受到影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形成一方文化。保山市，古称永昌，源远流长的哀牢-永昌-保山文化，突出的丰富性，多样性，保山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在生产生活中，创造了极为丰富的具有浓郁特色的民俗文化，有：①群体性：民俗的群体性是指民俗的产生、传承和发展群体活动的结果，例如中秋节有赏月，吃月饼的习俗。②地区性：是指不同地域拥有不同的民俗事象，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饮食上，川菜的麻辣鲜香，沪菜的浓油赤酱都是典型例证。③民族性：是指任何民俗事象，都是在一个民族特有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生活的背景中形成的，例如彝族的“火把节”。④传承性：我国民俗文化大多是继承多年来的历史传统而形成的，是一种世代相传的一种文化现象，例如春节、端午节。⑤稳定性：民俗被大多数人遵从，就形成较强的稳定性，例如：春节时贴春联、贴门神、吃年夜饭、放鞭炮，在元宵节吃元宵，赏花灯、猜灯谜等传统节日活动一直传承至今。民俗之所以被人们传承，是因为民俗有其特有的功能，个人走向社会，个人适应社会一般是从入俗开始的，因为民俗为每个人成功地担任角色、承担责任、完成社会化提供了最基本的行为模式。民俗最基本的功能：①整合功能。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使双方协调一致，让社会系统在整体运动中保持相对稳定。②规范功能。民俗通过自己那些不成文的规约、程式化的礼仪、习惯化的行为方式，对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成员的心理和行为产生约束和控制作用的一种功能。③教化功能。在个人的社会化过程中所起的教育作用，体现在个人的道德品质、知识经验、行为方式等方面。④选择功能。人类虽然受到民俗文化的制约，但人类具有主观能动性，因而可以选择，对这种制约不是绝对地发生作用，有助于人们进行各种价值选择。民俗文化是沟通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反映社区的和集体的人群意愿，并主要通过人作为载体进行世代相习和传承的生生不息的文化现象。以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的有关民间生产、生活表现出来丰富的内涵和多彩的形态为我们展现着民族发展的历程和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是我们发展文化事业，推进民族地方文化产业建设的重要资源。

2保山市少数民族风貌和民族文化景观

保山悠远丰厚的历史孕育出灿烂瑰丽的民族文化，边地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汉民族文化在这里水融、互为渗透、形成多元并存的文化特质，既有边地少数民族文化的神奇独特，又保留了中原传统文化的典雅淳厚，在高黎贡山脚下，怒江、澜沧江流域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息繁衍着36种少数民族，各民族交错而居，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因而使各民族的生存方式、宗教习俗、建筑文化、服饰文化，节日文化、饮食文化以及音乐舞蹈、民间文学等都得以传承和沿袭，形成独具魅力的多元民族文化景观。在节庆习俗中，有保山端阳花街，保山端阳花街是保山各族人民的传统盛会，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曾为此写下“群花尽放，凭空望之，满城皆花，如锦如芸币，极为佳丽”的诗句。农历五月初五在每年端午节举行。届时上市花卉有数十万盆（株），使得保山满城鲜花，争奇斗艳，其中以兰花居多。如今的端阳花街也是大型综合博览会，花药鸟虫、土特产品、日用百货一应俱全，全城张灯结彩，货棚琳琅满目，中外人士，商贾名流，纷至沓来，蔚为大观。傈僳族的“刀杆节”，居住在保山腾冲、龙陵县的傈僳族，每到农历二月初七要举行惊险的刀杆节。夜幕降临时分，人们点燃篝火，唱歌跳舞，等到篝火燃尽，形成一个彤红的火塘时，若干精壮青年喝下烈酒，赤足走进火塘中，这就是著名的“下火海”。次日中午，人们在草坪上竖起一根高杆，上面横绑着刃口向天的数十把长刀，5名下过“火海”的青年奋勇攀登至顶，这便是“上刀山”，展示了傈僳族青年的英勇无畏，是我国民族传统节日中，最为惊心动魄，最为神奇勇敢的节日之一。彝族的“火把节”，傣族潞江坝傣族的“泼水节”，傣家人以“泼水”来庆祝傣历新年，故又称“泼水节”。傣族是一个崇拜水的民族，把水视作吉祥、友爱、美好的象征，通过“泼水”表达祈求雨水和丰收的愿望。尽情享受那民族风和民间艺术带来的欢畅，在民族民间舞蹈领域里，耍龙，舞狮子，高跷，板凳龙，布朗族那热烈欢快跺地有声的激情“打歌”。哀牢篱笆会每年正月十五，保山河图镇都会举行哀牢“犁耙会”，举办地大官庙是传说中的哀牢国大官供奉地，犁耙会期间，人们带上些犁、耙、锄、箩等农具和各色小吃来到哀牢山下，互通有无，为即将开始的春耕作准备，举办一些文化娱乐活动。最早的犁耙会主要是进行各式各样的农具交易，如今，犁耙会已经成为保山很有影响的民间文化经济活动。保山美食以腾冲为代表，在云南独树一帜，具有油而不腻、酸辣有度、香而爽口的特点。最著名的特色菜有大救驾、饵丝饵块、大薄片等，锅子也是风味代表。保山自古便是“金银宝贷之地”，不仅贸易繁荣，而且物产丰富。翡翠是边城宝贷，永子是棋中圣品，腾冲有藤编、腾宣、腾药三佳，潞江有小粒咖啡、芒果、香料烟三宝。

3弘扬民族精神促进民俗文化的传承和提升

民俗文化学论文 第25篇

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学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已经在中国成为了一门学问,一门科学。就自己而言,我对民俗学的认识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

一、民俗学研究的是一种记忆

民俗有很多的是关于旧时文化的记忆,是对于过去文化、历史、环境的一种记忆。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深远,很多民俗传统都是上古时期或古代遗留下来的。其中,有些民俗经过时间的洗涤,已经蜕变或者消失,但也有些民俗却经过人们的去粗取精而得以保存。

以中国的春节为例,春节的起源和古代的农业生产密不可分,大约在新石器时期,先民们根据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发现了春夏秋冬四季交替的规律,由此有了“年”的概念。春节兴起于虞舜、夏商周时期,据《尔雅?释天》:“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春节的正式形成是汉武帝时期,由于之前各朝的历法不统一,春节没有具体的日期,所以汉武帝创立并实行了“太初历”,以夏历的孟春之月(即农历正月)为岁首,至此春节以固定的日期沿袭下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春节也由祭神向娱神与人方面转变,尤其是唐代以后,春节的娱乐性才得以加强,真正成为了普天同庆的佳节。

从春节这个传统节日上,我们可以看出民俗是一种记忆,中国几千年来的农耕文化对人民产生了深远影响,人们始终不敢将年岁交替和祭神祭祖这些传统的记忆相忘,在人们看来这些民俗是古人留给他们的遗产,并且民俗依然在生活中发挥着效用,保佑他们丰收,带给他们欢乐。

二、 民俗学研究的是民间传承

民俗学从诞生之日起,便不可避免地要承担着研究民间事项的重任,很多的民俗事项都来源并传承于民间,节日民俗、服饰民俗、信仰民俗、游艺民俗、民间文学等。

1846年汤姆斯在提出民俗“folklore”这一学术名称时就说,民俗就是普通人们中流传的信仰、传说及风俗等。虽然,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民俗学研究的范围要远大于当时的研究内容,但是从汤姆斯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民俗学的研究非常重视民俗在民间的流传。一定地域的、民族的、社会的民俗传承,总是受一定地域、民族、社会的人们共同心理因素支配的。在这些独特的心理因素的驱使下,民众在对待祖先遗留下来的民俗事项时,小心翼翼并且满怀尊重,他们将生活中的场景,生存知识,自己的感想,愿望全都融入到民俗之中,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众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不断创造出新的民俗,接受并完善旧的民俗,让其更加贴近老百姓的生活和思想,他们不遗余力地将祖先的财富---民俗文化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

三、 民俗学是一门知识体系

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 迄今已有150年的历史。中国的民俗学的研究正式起步于晚晴时期,经历了8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科体系,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范畴、研究方法。钟敬文在他的《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中提出了中国民俗学的结构体系:(一)理论民俗学;(二)记录民俗学;(三)历史民俗学;(四)立场、观点论;(五)方法论;(六)资料学。

作为一门学科,民俗学的功能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多层次的, 对人类精神生活、社会政治以及工艺生产都起作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教育国民。古代,统治阶级处于统治的需求,深度挖掘民俗移风易俗的作用,如孔子就是非常重视“礼”与“俗”的关系,他崇尚周礼,强调上至统治阶级,下至黎明百姓都应该重视“礼”,同时,孔子也发现民俗的功能,因而他将民俗中的有些人生礼仪、日常行为规范升为礼,使之变成适应统治阶级的一种伦理教条。鲁迅在1913年提倡要进行“国民文术”(即民间文艺之意)的研究,是为了要“辅翼教育”。可见民俗除了用以学术的目的,教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总之,民俗的功能既有教育国民这种显性功能,又有让民众通过学习来增强民族自豪感,增进爱国主义精神这种隐形功能。在探究民俗学的过程中,应该始终把握它的科学体系及它的功能性。

四、 民俗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底蕴

民俗研究虽然开始于近现代,但是一定不能无视之前已产生的民俗意识,人类最早创造的是民俗文化,原始人就处在图腾、巫术崇拜、禁忌等民俗意识中,他们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自己创造的习俗文化制约。在中国的古代社会,民众也已开始重视民俗。由于民俗体现了文化,民俗是我们先民创造的文化,它可以反映某一时期、某个地方的文化特征、人文价值观及生活方式等,这对于后代来讲,有着非凡意义,更有文化上的价值。

综上所述,民俗学这门学科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已经成长为一门独立学科,通过对民俗学的学习,我们可以充分了解这门学科的性质和功能,它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对研究人类生活规律、政治生活、文化传承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明白民俗学发展的道路依然很长很艰辛,需要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把握正确的方向,使民俗学可以更好更完善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2] [晋]郭璞,王世伟整理.尔雅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 陶立璠.民俗学概论出[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1987.

[4] 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M].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

民俗文化学论文 第26篇

随着21世纪的来临，许多人文学科面临着新的挑战，“反思”成为许多学科的重要话题。

民俗学作为一门正在发展中的学科，适时地总结自己的不足，根据学术发展的规律及时调整本学科发展的战略，也属于民俗学学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因此，本文就民俗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略陈己见，以就教于民俗学界的同仁。

一、中国民俗学的历史回顾

民俗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被引入中国，肇始于1918年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歌谣征集活动。1018年2月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从此揭开了中国民俗学的序幕。此后，1922年由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本办的《歌谣周刊》，在其创刊词中更明确提出了民俗学的学术目的：“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虽然还没有学者注意及此，只靠几个有志未逮的人是做不出什么来的，但是也不以不各尽一分的力；至少去供给多少材料或引起一点兴味。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歌谣》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85年11月。）历来为精英们所不屑一顾的民间俚俗歌谣，如今竟然刊登在堂堂国家最高学府的报纸上，并进入了学生的课堂，这在当时被看作是石破天惊的事情。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20年代末，除北方的北京大学外，广州的中山大学又成为民俗学发展的另一个中心，1928年成立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民俗学会，并创办《民俗周刊》，出版了一批民俗学调查与研究著作，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山大学时期出版的著作中，以顾颉刚的《妙峰山》影响最大。妙峰山调查是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1925年组织的一次考察活动，当时的调查文章在《京报·副刊》上以“妙峰山进香专号”的形式分六期刊出，1927年顾颉刚把这些文章汇集成册，作为中山大学民俗学丛书的一种出版。妙峰山调查在学界影响颇大，何思敬在读到“妙峰山进香专号”后，曾指出：在当时社会的知识分子中存在一种对于民众生活知识缺乏和态度冷漠的“暮气”，妙峰山调查是对民间文化、民间宗教“科学的调查是第一次，并且这第一次的调查已经得到很好的成绩”；并称赞说：“妙峰山专号就是打破这种暮气的一个霹雳。”（《民俗》第四册，上海书店影印本第一册，1983年12月。）

北京大学的民俗学活动一直持续到1937年_爆发，中山大学的民俗学活动持续到40年代初期。其间，20年代末到30年代后期的杭州、_时期的西南、三四十年代的陕北等，都有一些属于民俗学方面的活动，并出版有民俗调查和学术研究的成果。

从1918年到1949年的30余年间，民俗学在中国的学术界有了一定的基础，但这种基础对于一个新兴的学科来讲，还是相当不牢固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没有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中占有稳固的位置，如建立系科、培养学生等；其次，它没有以此为生的学者，民俗学在中国最早的提倡者大多数都没有成为民俗学家，或者本来就是把民俗学作为自己专业的副产品。如顾颉刚提倡民俗学最为用力，但终其一生始终是一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时期的民俗学会会长容肇祖后来也是以哲学、历史而享誉学界的；至于北大时期的周作人、刘半农，中山大学时期的杨成志等，也都不是以民俗学而立足于学界，后来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钟敬文，在30代也是以散文而闻名于国内的，但他与其他学者不同，当时他已经立志要以民俗学为自己的学术目标。因此；我们认为，本世纪上半叶，民俗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开始进入中国，并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作为一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独立的学科，民俗学在当时的中国还远没有成熟起来，以后要走的路程还很长很长。

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间，本来就没有显赫过的民俗学更加寂寞。在这期间，由于社会的、政治的原因，民俗学中的民间文学受到特别重视，得到了突出的发展。民俗学研究的部分内容也在其他领域得到了应用，如在五六十年代的民族普查与民族识别工作中，对于调查者而言，民俗学成为必不可少的知识，而民族的风俗习惯也成为识别区分不同民族的重要标志。

1979年至今，民俗学从呼吁恢复到学科地位的最终确立，又走过了20年的历程。如今的中国学界，民俗学已经登堂入室，被确立为社会科学大家庭里面的一门独立学科，民俗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也步入正规，民俗学的学术组织纷纷建立，民俗学的学术著作不断面世，全国各地建起了许多规模不等的民俗博物馆，民俗、民俗学、民俗文物这些过去不被人们所重视的名词．现在也已经广为人们所熟知。可以说，现在已经到了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黄金时期。

二、中国民俗学的现状及其学科危机

中国民俗学经历了近20年的恢复和发展，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开端。但是，居安思危，当前的中国民俗学仍然潜存着一些不可忽视的危机，这种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俗学对于学科名称的争议，不利于民俗学在当前学术界的顺利发展。

民俗学虽然已在中国走过了80多年的历程，们是，对于将本学科定为何名仍然是一个需要争论的问题。现有的论点中就有“民间文化学”、“民俗文化学”、“民俗学”等几种不同的观点。主张用“民间文化学”为学科名称的学者认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现在已经扩展到整个民间文化领域，原有的民俗的概念已经不能涵括现在的研究内容。因此，要用“民间文化学”来取代“民俗学”。若依此说，同样以民间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类学似乎也应改名。“民俗文化学”的出现是近年来流行的把一般性概念套用“文化”一词的结果，持此说者将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定为民俗文化，认为“民俗文化”一词的内涵已经超出了原来“民俗”一词的范围。至于用“风俗学”替代民俗学，这已经不是什么新论，早在30年代就有学者坚持这种主张，但并没有在学术界流传开来。类似的名词概念的争论还有，如“物质民俗”、“阶级性”、“阶层性”等等。

对于民俗学的学科基本概念展开争论，确实有助于学术的发展，也可以进一步促进学科的规范化。现在国外民俗学界也有关于民俗学改名的争论（李扬、王钰纯：《Folklore名辩》《民俗研究》1999年第3期。），其起因主要是民俗学不光彩的历史和民俗学在现代社会中的适应问题。但是，这种对于民俗学名称的争论，在当前的中国却会对学科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民俗学是近几年才被国家承认为独立学科的，国家确认的学科名称就是民俗学。现在连自己的学科名称都需要重新讨论，这很容易被那些对民俗学怀有不良用心的人所利用，用以作为打击稚嫩的民俗学的借口。笔者认为，对于民俗学这个学科到底使用什么名称是可以争论的，但从大局出发，在现阶段应该努力维护“民俗学”这一已经被本学科和学术界普遍接受了的学科名称，以利于学科的连续发展。

2、民俗学核心概念——“民俗”一词内涵的扩展，与学科外延的无限膨胀，会给现阶段民俗学的学科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当前民俗学受到重视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许多人文学科的学者开始关注民俗学，甚至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扩展到民俗学的领域中来。说明了民俗学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已被广泛认识，固然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但是，还有种倾向却不利于学科的发展，甚至会对现阶段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带来负面影响。这就是，民俗学的核心概念——“民俗”的内涵在被人为的扩大，致使人们误认为什么都是民俗，民俗无所不包，同时，民俗学学科的外延也在膨胀，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分支学科。

民俗文化学论文 第27篇

关键词： 日本文化 民俗学 历史研究方法 比较研究法

日本文化研究的对象是日本民族文化，一般文化研究中的概念和规律都可以运用于日本文化研究领域，但日本文化本身的历史发展有其特殊性，因此它又有别于一般的文化研究。日本文化研究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它要研究日本文化整个体系和其中的各个文化要素。民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各集团共同生活中普遍具有的代代相习的社会世相。它作为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种积淀，集中表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民众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伦理观念及心理结构等方面的传统特征，构成民族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原动力。中日两国有着相邻的地域关系和相似的人文传统，自古以来就有着悠久的友好交往历史，而且中日两国文化存在源与流的关系，从现存的很多文化表象来看，日本和中国的民俗文化有很多共同点，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很多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从民俗学的角度，揭示了日本文化的特殊性，构建了一套独特的日本文化研究方法和视角，这些都为我们认识和研究日本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资源。

1.日本文化的研究方法

民俗学是研究民间风俗、习惯等现象的一门社会科学。民俗学研究涉及的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越来越广泛，今天在有些国家已经延伸到全部的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民俗学既是一门现在之学，又是一门历史之学。它对任何一种民俗事象的研究，都离不开对它的历史过程的考察。19世纪，民俗作为一个科学研究对象，在世界现代人文科学中成为一门重要学科。在日本，柳田国男是日本民俗学的奠基人，日本民俗学是以柳田国男为中心形成的。

柳田民俗学

日本民俗学界习惯于把柳田国男提倡、指导和实践的民俗学称为柳田民俗学。柳田民俗学的基本立场是阐明普通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及其历史文化变迁。柳田国男认为民俗学是产生于历史学，并从历史学中独立出来的学问。柳田民俗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历史研究方法，即重出立证法。重出立证法是通过对从全国各地采集获得的资料进行综合、归纳、分类和比较研究，阐释日本历史文化的变迁和发展。

正如日本著名民俗学家关敬吾所评价的那样：“柳田国男把民俗学置于历史科学之中，一贯采用了历史研究方法。”柳田国男认为民俗学是产生于历史学，并从历史学中独立出来的学问。他的《乡土生活研究法》、《民间传承论》和《国史与民俗学》等主要民俗学论著中，贯穿着他对民俗学与史学关系的思考和历史研究方法。柳田国男把民俗学放在历史科学范畴中，用历史研究方法采集、整理、分类和研究民俗学。柳田国男指出，民俗学是在历史学的影响下产生、发展和独立的学科。并且民俗学是为了弥补史学中存在的缺陷，解决历史学无法处理的问题而产生的学科。

关于历史研究法，就是要追溯民俗事象间纵横的历史联系。在民俗学研究中，学者们经常采用历史文化残余分析方法。所谓历史文化残余，是指现代各民族中还以某种变形的形式保留的许多文化现象。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研究，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任何一类民俗事象的产生、发展和演变，都表现为一定的历史过程，许多民俗学事象不仅现在仍在民间流传，而且在历史文献中早有记载，借助古籍文献资料，可以追溯某一民俗的原始形态和它以后的发展及今天的传承。

比较研究法

这是一种不管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可以采用的研究方法。但是，如果要研究日本文化，尤其是民俗文化，似乎更特殊地需要它。比较研究，是日本文化研究中重要的和不可或缺的方法。因为“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只有通过与其他文化的比较，才能准确地析出和把握日本文化的结构和特征等。

比较研究法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在“五四”运动之后，随着我国民俗学研究的开展，从国外介绍进来。近几年来，随着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的深入，比较研究法引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注意。而所谓民俗学的比较研究法，是指在民俗学研究中将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国度的民俗事象拿来作比较，从而找出各类民俗事象之间纵的和横的联系，探讨某一民族民俗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的方法。

由此看来，比较研究法便可分为两种：历史比较法和类型比较法。历史比较法，就是对历史上有关系的民俗事象加以比较，找出某一民俗事象的历史联系和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变异与原因。它在研究某一民族民俗的特征、分布及文化史方面被广泛采用。这种比较研究法常常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比如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有时也可能是某一具体的民俗事象。类型比较法是将历史上没有关联的民俗事象，作横向的排列比较，探讨它们之间的交流和影响。这种方法重点在横向比较，所以它常常对众多的民俗事象进行分类比较，以探讨同一类民俗事象的传播和变化幅度。在民俗学研究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现象：孤立地看，某一民俗事象并不见得有什么特点，也似乎和别一地区的民俗没有什么联系，但是如果将不同地区的同一类民俗放在一起作比较，则不仅特点很快明显起来，而且这一类民俗互相之间的联系和影响十分清楚，即使没有联系，我们也很容易找出这一民俗产生和流传的原因。民俗学中的“中心起源说”和“心理共同说”就是这样得出的。

2.日本文化研究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从近年来发表的著作和论文来看，可以说重视比较研究是中国日本文化研究的一大特色。从中日社会结构、家族的比较，到中日儒学、佛教、实学、书法、绘画、茶道的比较，以及中日启蒙思想、吸收外来文化、思维方式的比较，等等，领域相当广泛。而且不少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有的得到了中日两国学者的较高评价。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能在短时期内出现如此众多的比较研究成果，是由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条件决定的。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日本文化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曾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因此，从比较的角度入手发掘日本文化的特质，在中国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而且，中日文化的比较研究，由于不同于以往的西欧对日本的比较模式，容易得出新颖和富有启示性的结论。但是，中国的中日文化比较研究中，也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

其一，仍存在用先入为主的观念解释日本文化的倾向。比如有的日本文化研究者虽然也承认儒教、佛教等中国大陆文化传到日本后，经过日本人的改造发生了日本化的现象，但不愿承认使中国文化日本化的是日本固有的文化。与此相联系，在中日文化的比较研究中，自然存在一些用中国的概念解释日本文化，或有意无意地抬高中国文化而贬低日本文化的现象。虽然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有渊源，但二者在结构上是不同的。因此必须破除那种先入为主的观念。

其二，仅局限于对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东西与中国原产的东西，或一看就有较大相似性的东西的比较，前者如儒教、佛教、书法、绘画、建筑等，后者如近代启蒙思想等，而没有直接对两国土生土长的异质文化进行比较，如儒教与神道等。也就是说，我们在比较中只采用同中求异的方法，但忽视了直接从异中求异的方法。这使我们的比较研究往往带有先天的致命缺陷，即对两国文化的差异视而不见。

其三，有意无意地忽视西方文化的视点。西方文化的视点之所以必要，不仅在于其在明确中日文化的类型特征时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还在于如果缺乏这样的视点，就无法对中日近现代文化进行比较，也不能对中日文化的未来发展做出切实的展望。因为不仅中国和日本在近现代都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巨大影响，甚至现在西方文化仍然作为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对整个世界都产生深刻影响。这样的现实，要求我们在中日文化的比较中无论如何也不能无视西方文化的视点。

3.结语

日本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是不同于中国文化的一种模式。文化作为一种模式，有超阶层的东西，在研究时必须冻结一些条件，这样才能达到对一种文化的理论抽象和本质把握。比较的方法对文化的宏观研究，对一种文化模式的本质把握都是十分必要和有效的。日本文化只有通过与其他各种文化的比较，才能明确其特征。

应指出的是，中日两国民俗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民俗互润互补色彩至为浓厚。因此，通过对两国不同民俗文化现象，采取历史和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探讨彼此间的影响和相互关系，寻求民俗文化发展的横向借鉴，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

研究方法总是与研究思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研究成果正是因为运用了恰当的研究手法，才能开发思路，独具一格，脱颖而出，言前人之未言，具有创造性。思路不开阔，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观察各种不同的对象，比较分析，自然可以开阔视野，发现以前没有获得的收获，也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创造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民俗文化学论文 第28篇

[关键词]田野调查；民俗学概论；教学方法

一、田野调查与民俗学的关系

田野调查又被称之为田野工作、田野作业以及野外考察等。田野调查在人类学研究中是最为重要，也是最为基础的一种方法。不仅如此，田野调查也逐步成为民俗学研究过程中经常应用的、最有效的方法。作为研究民间风俗习惯的一门学科，民俗学具有其自身独有的特点，它的所有资料都来源于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换句话说，民俗活动就是民俗学得以发展的基础，民俗学就是以传承民事项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以田野调查为手段，通过深入地进行田野调查来获得重要的理论。对于我们所说的“田野”，现阶段存在着多维阐释。[1]一直以来，我们对田野的认识，是以自然主义理想为基础的，认为田野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甚至觉得只有在异地他乡才能够进入田野，才能够深入地了解田野调查，才能够体会到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性。由此得来的田野调查通常是指通过到农村、基层、草原接近自然去的方法来实现的。随着田野调查研究的深入以及民族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田野的内涵和外延也得到进一步的丰富。田野调查也不仅成为一个空间意义上的地点，甚至部分研究者简单而深刻地认为，人文世界无处不是田野。由此可见，田野对于民俗学概论课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没有田野调查，那么民俗学概论这一课程也难以有效地开展。[2]

二、田野调查对民俗学概论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

民俗学概论课程与田野调查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田野调查在民俗学概论课程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将田野调查应用到民俗学概论课程当中可以使民俗学教学方法变得更加多元化。除了带学生去课外实施田野调查之外，笔者通过长期的研究与实践认为，在课内也同样可以实施田野调查。田野调查在民俗学概论课程中的应用，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来实现。

首先，将那些传承人邀请进课堂实施田野调查。众所周知，传承人对民俗事项具有非常深入的了解，是某些民俗事项文化的传承人，随着田野调查内涵的不断丰富，我们可以将传承引入课堂教学中，通过传承人对民俗事项的介绍，使广大学生能够深入地了解田野调查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顺利完成田野作业。传承人在课堂上与学生面对面的回答这种田野调查方式可以进一步提高广大学生的田野调查水平。[3]例如，教师可以邀请湘西剪纸等传承人走进民俗教学的课堂，与学生进行面对面的表演以及问题的回答，进一步提高课堂的互动性，培养学生的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其次，通过制作多媒体的方式来实现田野调查。丰富多彩的多媒体课件可以为广大学生营造一种良好的田野情景，使学生深入地感受田野调查的一种氛围。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现代科学技术也不断地深入到我们的教学过程中。而充分运用这些技术，尤其是新媒体技术，可以将图形、文字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充分调动学生感官，模拟出课堂田野空间，制造相应的田野氛围，使学生能够感受到田野调查的重要性。不仅如此，这种方式还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视觉、听觉，甚至嗅觉，使学生充分感受田野调查，深入了解田野调查中能够获取的知识。在今后的民俗学概论课程的教学中，教师必须熟练地掌握多媒体现代技术手段，充分发挥多媒体技术在教学过程中的积极性。

最后，通过角色扮演来实现田野调查。古人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田野调查并扮演调查中的角色，来实现学生在田野调查中感受的深入。不仅如此，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学生和教师分别扮演田野调查中的采访者和被采访者，并依据田野作业基本要领的不同，来带领学生深入理解与观察相关的民俗概念知识。[4]将室外的田野调查情景至于课堂之上。除此之外，教师也可以在课堂上积极鼓励广大学生讲述一些自己家乡的民俗文化，调动整个课堂的气氛。

综上所述，通过田野调查这种实训方式，民俗学课堂能够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学生学习民俗学基本概念和知识的热情得到进一步提高，极大地开启了学生的智慧，为学生营造了良好的活跃的课堂氛围，进一步促进了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拓展了学生的眼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帮助学生树立自主学习意识，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当然，也应当意识到，田野调查对民俗学概论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相关教师和学生共同的努力才能够实现。

参考文献：

[1]沈昕，齐丽媛，钟华君.走向生活：《民俗学概论》教学研究[J].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27-32.

[2]赵龙.论新时期民俗学的发展阶段[D].山东大学，2007.

民俗文化学论文 第29篇

仲富兰在《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一书中，论述了民俗文化的传播，更主要的是通过人类自身来作为传播的载体。以人为载体的传播方式主要包括约定俗成的口语传播、耳濡目染的经验传承、标志程式的共性传播、音乐舞蹈的艺术传播、神话传说的心理传播。总而言之，民俗文化意义上的传播，它不是一般传播学意义上的传播或消息扩散，它更多的是以世世代代的民众自身作为文化载体的传播。林继福、在《解释民俗学》一书中提到，民俗的传播途径多种多样，这些传播途径体现为人们的不同思想和行为。在中国，民俗的传播方式主要有口语传播、行为传播、心意传播、文字传播四种方式。这四种民俗传播方式并非截然分开，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没有一种民俗的传播仅仅依存一种传播方式，只有在多元传播渠道的推动和作用下，民俗才能不断丰富，不断发展。鲁晓俊在汗青浊酒：《三国演义》与民俗文化一书中提到童谣，作为一种带有娱乐性质的民间游艺民俗，据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类童谣被称为谶遥，这种童谣与当时的时政联系密切，不像批评当今腐败的一些“谣”那样直白，而是借助于“谶”的形式来表述。谶谣有许多传播途径，比如通过铭文石刻，如《三国演义》第一百十七回邓艾看见诸葛亮几十年前题的石碣“二火初兴，有人越此，二士争衡，不久自死”便是一例。张国杰、程适良在《新疆民俗》一书中论述到民俗是民间社会传承的文化事象总称。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一个民族世世代代传袭的文化。它传播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民众口头、行为和心理而表现出来的，这些事物和现象，既蕴藏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传统里，又表现在人们的物质生活传统里。范勇、张建世在《中国年节文化》一书中，阐述年节习俗是一种综合的民俗文化，其中包含人们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观念、审美情趣等思维方式及人们的行为模式，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年节文化的传播在于文化流的作用。文化流一般包括物质、精神信仰、媒介三种不同文化的特质流，而年节文化的传播就是通过这三个途径进行的。

随着社会教育理念的不断丰富和民俗文化学科体系的不断完善，民俗文化传播路径研究在内容和范围上呈不断加强的趋势，研究成果相对来说较丰富。

二 民俗文化中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路径研究

由于民俗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其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在构建和谐社会时期，将民俗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从民俗文化视域探索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路径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较少且分散，有待于进一步的扩展和完善。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

陈宁在《民俗文化在民族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与实践——以四川民族学院为例》一文中的观点：“从民俗文化中发掘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案例，将其引入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课堂教学和平时的教育工作中，通过大学生所关心的能体现民俗文化发展的实例引起大学生的共鸣，激发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变以往枯燥的理论讲授为兴趣盎然的理论与案例相结合的教学。”通过这种民俗案例的引入来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曹应森在《认真传承民俗文化 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一文中提到，“传统民俗文化在塑造人格魅力、传播思想道德、讴歌民族精神方面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给人以潜移默化的教育，要以引导人民群众挖掘、保护和利用本地的文化资源，建设文化阵地，在人民群众身边开展健康、清新又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特色文化活动，寓教于乐。”从而将民俗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实现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

民俗文化学论文 第30篇

关键词：艺术民俗学；文化产业；教学模式

艺术与人类的总体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随着人类的文明、习俗发展而不断演变。以艺术为对象的研究也在不断地完善，在艺术学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者们从艺术的起源、艺术发展的规律、艺术与社会的关系、艺术的创造等方面进行探讨，更有学者从民俗学、人类学等角度对艺术展开研究。就艺术与民俗而言，有学者从民俗中的艺术展开讨论，另有学者从艺术中的民俗进行探析。不论民俗中的艺术还是艺术中的民俗，都是对艺术与民俗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的探究，旨在深入了解伴随民俗产生的艺术本质以及艺术产生、创作的民俗文化内涵。正如学者钟年在其文章中所述“对于艺术的认识，不能‘止步于对艺术事象的静态分析’，而应该‘以艺术活动中的审美形式与情感效应为材料，将其置于民族区域社会中生产生活的、社会时尚的、的广阔背景下予以观测论析’”。［1］就此研究视角，张士闪教授首先提出了“艺术民俗学”的学科建设理念，尝试在民俗文化研究和艺术学研究的学科间，建立一门交叉性的学科研究理念，旨在研究艺术与民俗之间的关系，同时对艺术进行民俗学的视角研究。学科归属上，艺术民俗学是艺术学的分支学科，由艺术学与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相结合而形成。艺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是作为艺术活动背景的民俗文化，包括民俗事象和民俗观念。其次，它将以民俗学的视角重新审视、阐释艺术的源起，本体，功能，以及艺术与民俗的真实关系。”［2］艺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是民间文化的表象之一，同时还是文化形态的一种表现方式，它们在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地发生着形态和功能上的演变。文化产业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就“产业”而言，其本源之意为国民经济的各种生产部门，后随着第三产业的兴起而逐渐拓展为“泛指各种制造、提供物质产品、流通手段、服务劳动等的企业或组织”。［3］从文化产业角度结合艺术民俗学的研究视角对其进行观照，能更全面地对艺术的本源进行阐释，同时也对其产业化发展展开更深入地探讨。当下，我国的文化产业事业正蓬勃发展，在此热潮中应运而生了文化产业专业教育，尤其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与民族文化息息相关，同时也与民俗、民间艺术联系紧密。因此，要发展文化产业，对艺术民俗的研究、探讨必不可少，在文化产业专业领域开设艺术民俗学这门课程也是有必要的。笔者在本文中将尝试探讨艺术民俗学在文化产业这一专业领域中的教学模式，从而为今后的文化产业民俗研究提供一定的依据。

1教学模式制定的理论依据

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首要功能之一，在人才培养的教学过程中必须遵循教育的发展规律，正如潘懋元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理论“：教育外部关系规律指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即必受一定经济、政治、文化所制约，并为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服务；教育内部关系规律指教育必须与人的发展规律相适应。”［4］同样，艺术民俗学在文化产业专业领域中的教学也应遵循以上的教育规律。由此，制定与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相一致的教学模式是有必要的，而且应该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结合艺术民俗学的教学特征，应该突出区域特征或民族特色

就笔者执教所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而言，该地区世居12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有壮族、瑶族、侗族、苗族、水族、毛南族、水族、彝族等11个，民族文化资源丰富，艺术产生所依附的民俗文化也各具特色。在教学中深入挖掘、整理各民族文化资源，构建富有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的文化产业专业领域艺术民俗教学特色，强化学生的优创意识、特色意识和品牌意识，在保护和传承该地域中优秀的艺术、民俗类文化的同时，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在文化产业领域中进行艺术民俗的研究。

重视学生能力培养

通过日常教学，使学生接收系统的理论知识培训，包括艺术民俗学学科所涉及的艺术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基本理论知识，以及艺术民俗学科学专业知识和规范，对学生进行专业的理论训练，树立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通过专业知识学习和专业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同时使学生具有一定程度的学术研究水平。

促进专业教学改革与发展

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完善专业结构、巩固艺术民俗学专业优势，逐步建立健全该专业课程体系，整体优化教学方法与手段，制定有效的教学评价标准，拓宽文化产业专业领域学生的专业视野，是艺术民俗学在教学中亟待完成的重要任务。艺术民俗学教学除了遵循专业研究规范外，还要围绕我国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标准，结合我国国情下的文化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专业教学。在2012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提出“高等教育质量观贯彻于学科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学科研创新、服务社会发展、文化传承创新之中”。由此可知，艺术民俗学教学贯穿在文化产业专业领域中应结合该专业的学科特点，让学生在掌握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掌握民俗学、艺术学的专业研究方法，尝试艺术民俗与文化产业等学科理念融合展开科学研究，进行文化创新和传承。

2艺术民俗学教学目标与规格设计

目前高校教学在面对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社会市场与就业需求下，加强学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训练。由此，在文化产业专业领域中艺术民俗学的教学中，要本着“突出地域特色和民俗特点”的目的，抓住在文化产业中如何发展民间艺术与民俗的基本点，培养具有较高综合素质、人文素养的，即掌握艺术与民俗知识又能够将其灵活运用于文化产业相关领域的学生，具体如下：首先，通过艺术民俗学在文化产业领域环境中教学，让学生通过理论与实践的交叉性学习，不断提高学生的综合文化素养。因此，在教学中对学生提出以下几点要求：一是必须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了解并驾驭历史文化发展与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随着现代社会信息化的逐渐加强，作为文化产业专业的学生，在此领域中更应该具有敏锐的触角，而且要意识到艺术民俗学这一交叉学科在学习过程中仅纸上谈兵是不能为今后从事的专业服务的，必须学会用科学的理论方法引导学习实践以及学术研究，要注重当下新的形势、政策、信息、思想等，做新型的文化产业与艺术民俗的复合型学者。二是学生要有良好的艺术修养，同时掌握民俗文化与民间艺术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民间艺术的生存需要民间文化的沃土滋养，艺术的创作也离不开对民间艺术的了解和掌握。民间艺术体现了不同地域、不同人群所特有的审美观念与道德意识，其间更蕴含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理念。因此，在艺术民俗的教学中，以艺术、民俗文化为根本，秉承传承传统文化的观念，站在当下文化产业发展的新高度，探求如何构建新时期艺术民俗学的教学模式，加强学生通过整合学科知识和运用知识传播发展艺术与民俗文化的能力。其次，通过教学，让学生在不同学科的交叉学习中具备传承及实践创新能力。张士闪教授提及艺术民俗学的研究应该注意以下几方面的研究：一是从民俗学研究的整体文化观出发，对典范社区内曾经存在的和仍然存在的艺术事象予以梳理，对其中的各个艺术门类进行慎重的微观性分体研究和宏观性综合研究，为社区文化的艺术定位、发展提供出指导性建议；二是注重艺术活动与民俗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双向的动态研究；三是中国的艺术民俗学研究应注意其自身特色。［5］文化产业专业领域中的艺术民俗学教学，除遵循以上几点研究原则，还要结合社会文化的发展现实，让学生把社会实践同创新思维相联系，在日常学习的实地调研等实践活动中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来学习知识，同时学会如何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将其运用到具体的案例分析和操作过程中。

3艺术民俗学教学模式中的课程教学设计

文化产业专业领域中所设立的艺术民俗学课程教学有别于一般学科中的艺术民俗学教学，除遵循一般课堂教学原则外，还有其独特的课程教学设计，以期达到良好的教学目的，具体如下：

根据实际情况展开教学，注重因材施教

综合来看，文化产业专业领域的学生的文化素质一般较高。但就艺术民俗学这个学科而言，涉及了艺术和民俗，具有一定特殊性，尤其是艺术，并非每个学生都了解。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根据学生掌握艺术、民俗文化基础知识的具体情况，进行专业知识教学。对艺术基础常识较弱的学生，让其多听、多看，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学生的艺术鉴赏力；对民俗文化常识较弱的学生，可通过消化课堂讲授知识和实地调研体验，增强学生的民俗意识和文化自觉性，掌握民俗文化基本理论。

把握教学整体性与灵活性

在进行艺术民俗学的教学过程中，传统教学方式通常采用纯理论性的授课方式，难免会枯燥乏味，让学生在冗杂的理论学习中失去对课程的兴趣。因此，笔者认为在本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将传统的理论授课分解为理论与实践穿插，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灵活掌握课程的进度。例如，教师可将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各自选定一个调查对象，在进行前期的理论知识学习后，学生可在规定时间内对其选定的对象进行文化、现状、发展、艺术性、民俗特征等方面的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写出调查报告并做课堂展示。学生的课堂展示不仅要表述清楚所调查对象的具体内容和文化背景等，还要结合文化产业的专业特点进行思考并展开有效的阐释。此类学生课堂展示的教学形式，将以学生为主体，自主策划每次课堂演示，教师为辅助对展示完的学生进行提问引导，从而达到本门课程的教学目的，提高学生的艺术、民俗文化素养。

掌握学生实践学习的合理性

艺术民俗学在研究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将艺术活动与民俗社会之间的关系结合起来，同时进行双向的动态研究。由此，将这个研究观念引入其教学模式中也是非常必要的。在艺术民俗学的教学中，尤其在文化产业专业视阈下的艺术民俗学教学更加要关注在变迁的民俗社会中艺术活动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动态的艺术活动所依附的民俗社会大环境。从而，在学生将艺术民俗学基本调查方法运动到实践过程中时，教师应根据学生的调查进度随时给予指导，适时纠正学生在实践中所遗漏的关键信息，指导学生合理运用相关学术知识进行实地调研和调查报告写作，同时也锻炼了学生的组织、策划能力。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留下了丰富的民俗活动和具有特色的艺术形式。在张士闪教授提出构建艺术民俗学这一学科开始，就提出本门学科应该将文献资料、历史考古和民俗调查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展开学术研究，从而更清晰、准确地认识存在于各地域、人群中的民俗和艺术。同样，今天我们将艺术民俗学放置文化产业这样的专业领域中进行教学，不仅要遵循以上学术观点进行教学，而且要与现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结合，与文化产业发展的特点相结合，对学生进行引导式教学，从更广阔的视角去看待艺术民俗学，也为人才培养提供更多的教学实践依据，让艺术民俗学研究的对象能够更好地传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钟年.《艺术民俗学》评述［J］.民俗研究，2001（2）：169-170.

［2］张士闪.当代艺术民俗学的研究视界［J］.齐鲁艺苑，1998（2）：48.

［3］王伟.民俗艺术产业化的路径研究［J］.学术论坛，2010（8）：161.

［4］潘懋元.教育基本规律及其在高等教育研究与实践中的运用［J］.教育发展研究，1997（2）：1-7.

民俗文化学论文 第31篇

旅游是一种天然的体验经济，它作为人们求新、求奇、求异、求美、求知的一种重要途径，本身就是一种体验经济。在旅游活动中，旅游者需求的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结果，更多的是希望得到一种不同寻常的经历和感受。民俗旅游是以独特的民族文化和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为资源，通过动（活动项目）、静（实物景点）相结合，展示异域风情的旅游活动。由于民俗旅游具有地域性、鲜明的民族性、文化性、参与性等区别于其他旅游方式的鲜明特征，因此游客参观、游览为主的旅游形式已经不再能满足游客需求。游客更希望的是通过参与体验感受民俗旅游文化的真谛。凉山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历史文化灿烂悠久，民族风情浓郁，异彩纷呈，拥有开展彝族民俗风情旅游的最佳条件。

一、体验经济与民俗旅游

（一）体验经济的内涵

体验是指人们用一种从本质上说很个性化的方式度过一段时间，并从中获得过程中呈现出的一系列可记忆事件，由于一项服务被赋予个性化之后，变得值得记忆，所以一项服务的顾客定制化，就使它成为一种体验。如果顾客愿意为这类体验付费，那么体验本身也就可以看成某种经济上的给予。

（二）参与体验型民俗旅游发展的必然性

民俗风情旅游，从性质上说，属于文化旅游的一种，文化旅游的基本含义是“人们通过旅游或在旅游过程中了解和获取知识的活动”。民俗风情旅游，从类型上说，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即参观观赏型、了解领略型、参与体验型。以往的民俗风情旅游往往是走马观花，更多的是参观观赏型，但随着社会的发展，那些走马观花式的旅游形式已不能满足旅游者的需求，游客更希望进行体验式旅游，从中得到不同寻常的那份经历和感受。体验式旅游即“为游客提供参与性和亲历性活动，使游客从中感悟快乐”的一种旅游模式，那些具有浓郁民俗风情和地方特点同时又与娱乐相结合的旅游产品倍受旅游者喜爱。

二、凉山彝族民俗旅游资源概况

凉山彝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南部，是全国最大最集中的彝族聚居区，凉山彝族幅员辽阔，山川壮丽，资源丰富，金沙江、大渡河、雅砻江等在境内川流不息。这里有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富甲天下的水能资源、极为丰富的农业资源和绚丽多彩的旅游资源，被誉为“长江上游的金三角”。由于凉山州的广大民族地区在解放前还处于奴隶制和封建农奴制社会，黑暗的社会制度，封闭的地域和原始落后的生产力，虽说阻碍了凉山的发展进步，但同时也让凉山古老彝族民俗得以传承保留下来，因此，凉山彝族文化才能作为国际精品旅游资源，以丰厚、久远、古老、完整而闻名于世。

（一）节令民俗

1、火把节

彝族是一个崇拜火的民族，每年农历6月24日举办的火把节被誉为“眼睛的节日”，彝族火把节也在2006年5月20日被_列入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火把节的活动持续三天三夜，分为迎火、赞火、送火，彝族人民举起燃烧的火把，借助火的神灵，祛除病害，驱除邪恶，主要活动有：火把狂欢夜、“朵洛河”选美、斗牛、斗鸡、赛马、摔跤等等。

2、彝族年

彝族年是凉山彝族又一大节庆盛典，被誉为“嘴巴的节日”，彝族年没有固定的日子，一般在农历10月至11月之间，根据彝族“十月历”来定，彝族年持续时间长达半月之久，和汉族过新年类似。彝族年期间彝族同胞相互串门喝酒，走亲访友，开展摔跤、斗牛、赛马等活动。

（二）婚俗

凉山彝族自治州很多地方都还保留着彝族完整的结婚习俗，彝族婚俗被誉为“持续时间最长的婚礼”，因为讲究多。虽说繁琐，但却带有许多欢乐，充满魅力，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些步骤已经删减，但大多数依然被筵席下来。婚俗步骤主要有：占卜合婚、订亲行聘、确定婚期、婚前禁水、抢婚、不落夫家等。

（三）服饰与漆器民俗

被评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彝族服饰制作工艺”、“漆器制作工艺”是凉山彝族民俗旅游资源的又一大亮点。

1、服饰民俗

凉山彝族的服饰，多姿多彩，风格独特。历史上，由于彝族支系众多，居住分散，加上凉山交通不便，各地方之间交流甚少，因此，彝族各地服饰区别明显，样式各异，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并且，彝族服饰制作工艺分为铸造、打制、压制、镶嵌、雕刻、部分为手工工匠制作，其颜色、花纹都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

2、漆器民俗

漆器是彝族传统的生活用品，也是极富特色的工艺品。颜色一般由红、黄、黑三色构成，漆器是手工制品，工序繁杂，产品包括传统的餐具、酒具及新开发的茶具、旅游纪念品、现代室内装饰器具等，具有很高的观赏性及实用性。

（四）饮食民俗

彝族饮食主食主要是玉米粉、荞面、麦面等做成的粑粑，菜肴方面种类很多，极具代表性的有坨坨肉、酸菜仔鸡汤等，坨坨肉做法是将猪牛羊鸡肉砍成拳头大小下锅炖煮，因肉块状像坨，因此称之为“坨坨肉”，并且，会根据宾客的尊贵程度来选择牛羊猪鸡，坨坨肉是非常具有彝族特色的一道菜肴，也是彝族同胞接待宾客时不可缺少的。就餐时还必须遵守许多的礼仪，比如就餐时席地而坐，按长幼顺序安排座次，宾客先用餐，主人后用餐等等。

（五）毕摩文化

毕摩是彝语音译，“毕”为“念经”之意，“摩”为“有知识的长者”。是一种专门替人礼赞、祈祷、祭祀的祭师。毕摩文化是彝族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被称为“镶嵌在彝族文化中的一颗瑰宝”。凉山地处高原，交通不便，人们求学、求医都十分困难，这也就促使毕摩在凉山非常活跃，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姑，美姑也是毕摩文化保存最完整的地方。

三、凉山彝族民俗旅游资源开发现状

民俗文化学论文 第32篇

【关键词】 撒花词；彩词；娱乐功能；教育功能；民间文化保护

武汉市是我国南北交通要道，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尤其是古代的汉口一带还是一遍泽国，南来北往的商旅、官吏、军队，多在汉口经过或歇脚，因此，武汉就成为南北文化交融的重地，黄陂区是武汉市的郊区，受其影响，黄陂文化也属于开放型的文化。

在黄陂的婚丧嫁娶、节日庆典、宗教仪式等民俗活动中存在着大量的仪式歌，其中撒花词和彩词就是本地仪式歌中常见的两种。撒花词是民间宗教太平醮仪式（一种禳灾祷福的宗教仪式，据说太平醮仪式起源于西汉。）中撒花仪式部分所唱的祝福歌词，由主唱道士根据不同场合进行编唱。撒花词以花起兴，主要唱的是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蔬菜、花果和社会生活中的新现象等。如“葫芦开花咚咚摇，缸豆开花结两条……”。一般是边做撒花和舞蹈动作边唱撒花词，表演时，主唱道士在旁边先是围绕七张叠起的方桌两手摆动快速奔跑，接着做作辑拜谢动作，然后手拿一把用土纸卷起的火把，边做动作边撒花，即抖动这些火把使火星不断的向周围飞溅，这些火花代表运气和福气，人们都希望火花溅到自己的身上，以祈求给自己带来福气和运气。

彩词是在民众中流传很广的一种说唱艺术，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据说起源于唐朝，又称“民间彩词”、“彩歌”、“莲花落”、“顺口溜”、“数来宝”、“金钱板”、“打油诗”等。这种短小的韵白作品全国流行，古代是沿街卖唱艺人和乞丐行乞时即兴编创的吉利话和讽刺小品。分为节令彩词、风俗彩词、行业彩词、爱情彩词、劳动彩词五大类。[1]现在多在节日庆典、婚丧嫁娶仪式上出现，如春节农村玩龙灯、狮子灯等时必要喊彩，即唱彩词，这种风趣生动曲艺形式深受百姓喜爱，至今活跃在黄陂民俗生活中，为百姓的文娱生活服务，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1 撒花词和彩词的民俗文化特征、功能分析

最近，笔者又对本村做的一次太平醮仪式做了一个个案调查，收集了部分撒花词，发现流传于本地的两种仪式歌撒花词和彩词，受本地文化、宗教文化和民俗的影响，它们具有很多独特的地方文化特色。本文将从二者的文化内涵、特点、社会功能等方面将二者作一点浅显的比较研究，也算是为传承和保护本地这两种特殊的文化样式作一点努力吧！

先来探讨二者的个性，虽然同是黄陂地方仪式歌，二者的使用范围和频率并不同，撒花词仅出现在道教的斋醮仪式──太平醮仪式中，在现代生活中出现的频率不是很高；而彩词则出现在黄陂几乎所有的庆典仪式中，如常出现在婚丧嫁娶、节日庆典中，其应用范围更广，生命力更强，至今活跃在黄陂人民的民俗生活中。

从文化内涵、特点、社会功能来看，二者有很多共性：

撒花词和彩词都是用黄陂方言演唱，即时创作，其流传方式主要靠口耳相传，师徒父子传承，彩词前可能有少量手抄本存于祠堂，在民间流传。在笔者调查有关太平醮仪式中了解到，这次主唱撒花词的张道士就四代家传的传承人。其撒花词就是根据现场情况编创的。一般而言，说彩即讲彩词的也是当地颇有名望的文化人，如痴心收集民间彩词的第一人──明德运，也是耳濡目染，从父亲那里学会说彩，并喜爱上收集彩词的。

唱词简洁明了，形象生动，朗朗上口。如撒花词中唱到：“……铁匠铺里开红花，油果子（油炸食品）铺里炸麻花，人口缝里开的添粥花，摸麻将的是杠上开花；两个秀才一起走，此花名为富贵花……我家的花王大大开，千花万花由你摘……茄子开花红绿袍，茄子开花皮中骨，南瓜开花黄如金，葫芦开花白如银，荚竹开花上夹板，两个和尚一头睡，此花名为茉莉花……妯娌三个挖田忙，大嫂在前把土挖，二嫂在后把籽下，三嫂是个大脚人，一脚踢得满撒花……”[2]讲的就是一个妯娌三人共同劳动的生产场面和各种生产劳动果实的开花的形状。而在“贺新春”的彩词中更是直抒胸臆，“……青年看了我的灯，百样精通百样能，能文能武显身手，四化建设当先进。种田人看了我的灯，年年都有好收成，专业承包五业旺，精耕细作土变金……”[3]

二者都属于祝福歌，满足人民对美好事物和美好生活的祈求的愿望。如撒花词中唱到：“我家的花王大大开，千花万花由你摘，桂花留得人来，又得富贵又得子……”[4]彩词中的吉利话、祝福语更是俯首可拾，如：“贺老伯伯做生”里唱到：“来到寿堂内，过细观情备。请客为的几十岁，子孙都贤惠。福如东海大，寿向南山贺。好似彭祖八百八，齿落复生牙。寿高万年春，发白又转青。好似唐朝程咬金，是个福德星。亲戚和六眷，前辈和晚辈，一齐都在寿堂内，荣华又富贵。”[3]

它们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实用功能。其创作会因时因事而变。如撒花词中过去和现在有不同唱法，同样是药死和杀死，过去唱药死和杀死是这样唱的：“一叹往死陈，杀死幽魂，两阵相对，命令一来，前方去对敌，不听将军令，拉到后方，一刀两断，送他”回家“，杀死的幽魂来受钱和米……”现在则唱：“中日战争起，命令一来，开往前线去打敌，天上是飞机，地上是地雷，保国的将士来受钱和米……”最后的结束语是：“感谢当今的，文官武将福受齐平，五丰时雨祝三登，黎民百姓户户致恩。”[4]彩词因其很强的实用功能，因时因事而作，所以也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反映了现实生活中新现象。如有一首“庆独生子女”的彩词（玩狮子灯彩词）唱到：“狮子头上一点黄，庆贺独生子女到府上，你是响应号召带头人，你是我们好榜样……”；[3]又如出嫁彩词：“姑娘想当现代人”唱到：“二想剪披头，鲜花戴两朵……五想洋雨盖，脚穿新皮鞋，嘉陵开起来，再把电视开……”[2]

二者的表演性和观赏性都很强，群众的参与性都很高，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较大。一般而言，唱撒花词时是要跳一种古老的舞蹈动作，人称禹步，是道教的一种请神驱鬼的仪式舞蹈，本地表演时加入了杂技表演，即做舞蹈动作同时头顶一只装满沙子的碗，在碗的沙子内插着一支燃着的蜡烛，在做舞蹈动作时，这些蜡烛不能熄灭。在做舞蹈动作时，一只手抖动用土纸卷的燃着的火把，口唱撒花词，这种表演需要一定的技巧，不是一般人能表演的，因此表演更显精彩，更具观赏性。如前所述，民间彩词是伴随龙灯、狮子灯、彩莲船等传统民俗表演项目一起出现，在玩龙灯、狮子灯时，说彩的人是边撒谷米边唱彩词，每唱一段，稍作停歇，很有节奏感，在玩采莲船时更是一唱众和，其观赏性和群众的参与率也是很高的。

撒花词和彩词都有一定的现实性和教育意义。如：“……闸刀拿下，上（电线）杆接火，别人不知，闸刀上没有标记，然火线联上，触死的幽魂来受钱和米；平高就低，楼房来做起，一下做到半天云里，发生事故，空中飞人，摔死的幽魂来受钱和米；世上爱摸牌的老年人，本身就有内病，赢了一个大胡，他就笑嘻嘻，麻将一推，两手一撒，往桌子下一梭（方言滑的意思），笑死的幽魂来受钱和米……”[2]警示大家要注意身体健康，注意生产和生活安全，警告大家不要、不要吸毒、不要打架闹事、不要贪杯贪色，平时要心胸开阔等具有很强的现代教育意义。这与道教劝善的一贯的宗旨是相符合的。这种教育的意义在于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效果，也相当于一种乡规民约的道德制约在人们的心中植下了根。在民间彩词里除了一些喜庆求吉祥的彩词外，也存在一些陈述社会现象、劝诫教诲的彩词。有一首纪念母亲的祭词“十月怀胎歌”历数母亲十月怀胎的艰辛，对教育观众要尊老爱幼能起到一定的触动作用。有一首“恋爱十戒歌”“虾子灯，虾子灯，玩了前村玩后村。恋爱十戒劝世人，年轻朋友快来听。一戒一见钟情，二戒求全责备。三戒以貌取人，四戒未婚同居。五戒将就凑合，六戒猜疑多情。七戒无谓考验，八戒失恋报复。九戒贪爱钱财，十戒脚踏两舟”。[3]对当前婚姻恋爱中存在的不良现象进行了讽刺，以此教育年轻人要树立正确的婚姻恋爱观。采船歌“唱弟兄”奉劝弟兄之间要和睦，采船词“唱媳妇”、“唱婆婆”、“唱姑姑”、“唱丈夫”、“唱妻子”、“唱父母”等指出了各自的为人之道。如：“唱父母”“奉劝为父母，切莫把儿护，养子不教如养猪，定要多读书。哺到五六七，教他讲道理……他的志气大，不可荒误他，学好科学和文化，长大成专家。就是没有钱，也要读几年，后来工作和种田，写算也方便。有的父母亲，养儿不教训，娇生惯养把他疼，惯坏他品行……”[3]用传统的道德伦理劝诫世人规范人们的行为，一方面调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稳定社会能起一定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无论是撒花词，还是彩词其最大的教育意义恐怕在于在人民群众中在参与这些民俗活动中，对于民族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的学习、体验和传承。

2 撒花词和彩词在传承、保护本地民间文化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