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影响论文(共12篇)

投稿:小范

改革开放的影响论文 第1篇

[关键词]文化;改革;基本对策

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1.文化体制改革是应对全球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需要

加强与国外文化交流,扩大文化影响,提高“软实力”,就要改革文化体制,提高文化竞争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也要改革文化体制,提高文化竞争力,改善政府管理文化的方式。文化体制改革需要理论上的支撑。首先,文化体制改革政策的制定需要理论指导。改革开放三十年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积累了丰富的改革经验,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成果可以为文化体制改革提供很多鉴戒,尽管经济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有相交的部分,但文化体制改革不可避免具有诸多与经济体制改革不同的特征,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不能成为文化体制改革理论的替代,而且由于这种改革的风险性更强,这就要求理论准备要更加充分与成熟。其次,文化体制改革迫切需要整体系统研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通过近些年来学术界与理论界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呈现两个特点:一是行业研究成果比较多,整体研究比较少;二是整体研究限于观点的陈述,论证比较单薄。第三,文化体制改革理论研究迫切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国理论文化战线的一贯政策,也是繁荣文化艺术,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制定的一大法宝。

2.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是实现社会主义全面改革的需要

我们的奋斗目标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该目标涵盖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大方面,体现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三位一体。_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这表明,我国的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至少也应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方面,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统一,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我国的改革都是不完整的。并且,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其中,经济是基础,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政治与文化反作用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又制约或促进经济体制改革。

3.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要吸收和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化成果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实行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经济建设,也适用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要积极借鉴国外文化发展的有益做法,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博采世界各国文化之长,繁荣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才会使我们在文化建设上有一个高的起点,尽快接近和达到世界先进文化水平,抢占科学文化的制高点。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要促进面向未来,与时俱进的先进文化建设。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顺应历史的要求,反映时代的呼声,总结实践的新经验,以文化体制改革推动建设面向未来的先进文化。只有这样,文化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是立足中国、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一切优秀文化传统的文化的需要。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灵魂。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是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体系中最具创造性和生命力的文化体系之一。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曾经把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精辟地概括为“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传统。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继承的宝贵精神财富。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要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结合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的需要,批判继承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做到古为今用。

总之,学术界普遍认为,只有充分认识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才能努力铸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为激励人民奋勇前进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二、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对策

随着中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继续向深度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在实践层面遭遇的困难和障碍的增多,在理论层面寻求文化体制改革的对策和思路成为客观需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必须首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与时俱进,形成对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的共识。改革开放以来,尽管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发生的深刻变化给我国文化建设和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重大影响。但是在思想认识、文化观念、管理体制、工作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诸多不适应。不改革现有的文化体制,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就不能发展,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个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来讲,“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就是要从体制、机制上保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就是要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先进文化,构建丰富多彩的文化市场,提高文化竞争力。以下就是笔者对文化体制改革的几点对策

1.创新理论,为文化体制改革提供理论上的支撑

要寻求文化体制改革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就必须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文化管理理论,为国家文化制度创新提供合法性依据,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关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理论,是我国文化管理的基本理论。国家文化管理的功能和职能设计,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这一管理理论基础上的。无论是文化建设形态还是文化发展道路,无论是共公文化管理还是文化产业管理,我国文化管理理论都面临着一个全面创新的任务。如果不能在关于国家文化管理目的、政府文化职能、公共文化管理和文化产业管理之间建立起科学边界,在文化建设与文化发展道路等根本理论问题上取得文化管理理论的突破,不能为我国全面的文化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建立全新的合法性依据,文化体制改革会因此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

2.深化人们对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必须首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与时俱进,形成对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的共识。改革开放以来,尽管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发生的深刻变化给我国文化建设和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重大影响。但是在思想认识、文化观念、管理体制、工作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诸多不适应。主要表现在:文化发展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相适应;文化发展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现行文化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文化发展与我国入世后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不相适应;文化发展现状与世界高新技术飞速发展特别是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应用普及的形势不相适应,诸多不适应己经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3.强化政府在文化宏观管理领域作用

加强文化产业的宏观调控。文化具有的意识形态特殊性,应该体现在政府应始终注意把握社会舆论导向,建立保证党的领导、强化政府管理,调控适度、运行有序的文化宏观领导体制。文化的产业属性也要求对于文化的发展应该加强整体规划,合理调整产业布局与结构。因此,政府要根据经济发展的适应水平和文化市场信息,制订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中长期、近期发展规划和阶段性发展目标,通过科学规划,运用综合手段,促进文化产业集聚,培育文化产业区块,支持高新技术的开发运用,发挥文化产业的联动效应,以减少市场失灵的不利影响。

总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显得相对滞后。党的_以来,国家对文化体制改革高度重视,提出了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明确要求,这必然要求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体制是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文化是一种生产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完成的重任。要完成这一重任,改革文化体制是题中应有之义。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战略课题。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既是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力的迫切要求,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只有充分认识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我们才能切实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大力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努力铸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为激励人民奋勇前进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发展无止境,探索无终点。一个重视文化改革发展的国家,必定富有活力;一个文化生机勃发的民族,必将充满希望。毋庸置疑,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前途光明,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当代国际文化贸易与文化竞争,李怀亮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

[2]文化产业竞争力花建、巫志南、郭洁敏、王国荣、吴文娟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

[3]文化产业的时代审视,谢名家等著,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

[4]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市场管理,朱希祥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

[5]文化产业的发展与管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学林出版社,2001年4月

改革开放的影响论文 第2篇

【摘要】本文以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艺术设计的发展作为设计理论及实践中的经验问题,总结出当代我国艺术发展的基本特征,为艺术设计事业的更好发展提供可以借鉴的参考。而且对于艺术设计的发展和我国发展历史的曲折经验作一般的陈述,总结我国的艺术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关键词】艺术;设计;发展;未来

一、艺术的发展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岁月里,我们的生产技术不断提高,生活水平不断完善,物质生活的需求已经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将更加多的注意力加在精神文明的富足之上。在这种历史条件的催促下,我国的艺术设计渐渐步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纪元,有了质的飞跃。主要体现在艺术设计思想的解放、艺术设计理论的丰富、艺术设计理论领域的扩大、艺术设计的创新精神不断树立上。这一切的活跃表现使得我国艺术设计空前繁荣,学科的规模和规格不断提高,学生人数不断突破历史新高,艺术生的水平也在不断的上升,为我国的设计事业发展输入了新鲜的血液[1]。同西方相比,我国的艺术设计发展历史非常短暂,二者存在较大差异,使得西方的艺术设计很难融入到中国,而中国的艺术设计理论也很难得到西方艺术设计中的地位。因此,我国可以发展的潜力非常的大,艺术设计的道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等着我们去探寻。总结艺术设计的过程、理论特征及其观念的认识,完善我国艺术设计体系特征,为理论研究和应用领域提供新的道路和方向正是我们正在走的路。

二、新的趋势

“新的设计理想的实现首先在于对现实的反思,只有反思才能痛定思痛,调整寻求的目标”[2]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大显成绩,技术与科技的创新发展使得艺术设计走进普通人的生活中,所有的事物方方面面都已经和艺术设计融为一体,艺术设计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比比皆是。艺术设计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无知的需求,为了一目的时刻的服务人民大众。人民的物质生活变得越来越丰富、舒适和便利了,但量的丰富不代表制得丰富[3],技术是不断的提高。可是人们一味的寻求技术的提高,而忽视了艺术,艺术的本质是人性而不是技术。个性能被这样慢慢的埋没,我们要保证我们的艺术内涵不断的发展和传承。艺术是我们永远执着的追求,寻求艺术精神在现在设计上的体现是我们的目标。通过艺术设计在中国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设计出现了很多急功近利的平庸之作,对于西方艺术语言的复制和模仿不断的出现,导致这种“重复”对我国的设计发展毫无意义。多数人打着“全球化”的口号对西方设计进行模仿,把自身拥有的民族性和地方性的优势抛开脑后,生硬的设计一些国际化的东西。艺术需要站在自己民族性和地方性的特征上出发,发掘自身的特点与众不同之处,立于特别之处寻找个性。在全球化的大流之下占有一席之地,取决于设计者们创造源泉在自身的时代和文化大背景之下接受和转化设计源泉的能力。全球化为设计师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平台交流资源信息,在结合世界文化同时融入自身民族性和地方性的个性因素,形成独特的设计体系,这就是对的发展。21世纪的`主流是绿色设计。绿色设计是当今世界的一大主题。全球出现的大规模污染影响已经让人类心存胆怯,对于绿色问题越来越重视。这是人与自然和社会结合的一个设计问题,让这些因素和谐结合在一起,让人考虑绿色环保的问题同时贯彻绿色体系,在生产、包装、材料和设计上都考虑到绿色环保。给人们带来一种新的生活体验,因为在一起生产发展的同时消耗和破坏了很多赖以身存的资源,要为设计的责任和作用考虑。摆脱掉无限制的消耗,走绿色设计体系。这不只是一种技术层面上的考虑,而是从设计的根源人的角度,不局限在设计形象和功能上,给人带来一种精神上的体验和改变,改变人们之前错误的消费观念。以绿色保护环境为目标,传递正能量。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有目共睹。新时代的需要就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了贯彻这一历史革命使命,更加不能忘记我们的民族精神。把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本土的文化精神融入到艺术设计当中去,以独特的民族面貌出现在世界的舞台上,把中国设计和中国制造的东西变成一种特色,一直是我们的理想。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国际竞争中磨灭掉自己的特征是不明智的,是短见的。从文化上看特色和个性是屹立于世界之林的重点,失去了自己的文化重心和文化特色会存在很大问题。我们需要一个全球化的视角,还需要一个理性的思维和胸怀,把自身的个性较好审视,将本土和世界的东西相互结合,将达到新的提高和转变。

三、我国艺术设计的现状和弊端

参考文献:

[1]童宜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艺术设计的发展特征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12.

[2]方李莉.新工艺文化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3]王君.论现代艺术设计发展的新趋势[J].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5.

[4]杨天明,薛立克.浅谈中国现代艺术设计的现状和趋势[J].美术大观,2007.

改革开放的影响论文 第3篇

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实践,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社会经济主体多元化特征日趋明显,市场在社会资源调配中的地位也随之日渐增强,整个社会经济活力空前高涨,工业体系完备且创新能力十足,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形成。各界普遍认为,中国当前正处于最接近民族复兴目标的重要时刻。

但中国改革开改的推进,是在借鉴与总结的基础上所采取的渐进模式,无论是为未来中国社会经济生态良性发展提供经验参考,还是为总结和传播中国经验做有益总结,均需对中国社会经济生态进行纵向探究,从其演进过程中寻求规律。

一、社会经济生态概述

社会经济生态是依照仿生学原理来发展社会经济体系的良性运作模式,与社会经济发育程度、自然禀赋、地理环境、对外开放程度、政府执政能力等诸多宏观因素相关,也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经济运行体制、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等微观因素相通。

具体而言,其指的就是社会经济系统中的诸要素在运行和互动中推动社会经济系统形成所表现出来的'整体状态。

对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态而言,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经济运行体制、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对外开放程度这四个因素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显得尤为突出,本文对中国社会经济生态的探讨也从这四个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展开。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生态演化分析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生态面貌总述

一个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无非在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相互继启又相互包含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得以维持。

近40年来,无论是从对外开放还是对内改革的视角来看,中国社会经济生态稳健度有了大幅提升。

从对外开放的视角来看,改革开放之初,将中国生产纳入世界生产体系中来,打破了原经济系统低水平循环的状态,带来了发展之初所需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给后继环节的高水平运转提供了可能,也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原始动力---外贸驱动。

从对内改革角度来看,一切改革皆源于对现实国情的准确把握。

改革开放初,面临的问题是生产没动力、分配没差距、交换没市场、消费没能力。通过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市场主体提供公平、高效的交换平台和经济运行机制,提高整个社会资源的流通和配置效率;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提高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适时有效调控经济,避免市场失灵的发生,让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得以维持。

但是,2008年美国金融次贷危机以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外贸对经济增长贡献开始下降。所以,在内外部压力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这是中国社会经济生态的最新样态。

改革开放的影响论文 第4篇

1.更新观念我国_及其常委会在立法适应改革开放问题上的态度比较消极,导致立法长期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出现这种情况,与最高立法机关对相关宪法和法律中的观念滞后有关。为此有必要确立能动性法治观。树立这一观念,是由我们处在一个风险高发时代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法治原则要求政府依法作为。传统的法治观要求行政机关只能严格依照议会制定的法律行为,这种情况早已被“行政国”所面临的严酷现实所打破。由于处于错综复杂的风险社会之下,法治必须是能动的,即法治必须使得权力有活力,能够有效地行使;不能因为强调法治而导致国家权力特别是行_无所作为。法治原则有很多具体内容,以法律保留原则为例,可以说,风险社会背景下要想使政府有所作为,不可能强调事事必须依据狭义的法律,否则没有法律政府不得作为,就根本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能动的法治观是要确保国家机关有活力应对各种社会需求和社会风险的法治观。一方面要使权力行使特别是行_的行使有灵活性;另一方面,要有有效的控制机制,防止行_篡夺立法权,甚至摆脱立法和司法监督。检视我国能动法治原则实施现状可以发现:第一,我国《立法法》确立了能动的法治原则。根据《立法法》规定,除了四种情形实行绝对法律保留外,其他一些领域实行相对法律保留原则,即_及其常委会可以授权_制定行政法规,这符合能动的法治原则的要求。第二,能动的法治原则还要求,对于立法机关授权决定、对行政机关依据授权决定制定法规的行为都应该有有效的监督措施,否则授权决定和根据授权决定制定的行政法规都有可能失控。在自由贸易试验区问题上,只有坚持能动性法治观,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如果按照严格的法治原则来说,由于_及其常委会没有专门就自贸试验区进行立法,也没有授权市行使变通性立法权,市几乎无法开展实质性的改革开放工作。要打破这个困境,_及其常委会应当积极立法、修改或者废除法律;积极行使授权,授予_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开展改革开放试点工作,并督促_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开展改革开放试点工作。

2.积极行使各项法定权力积极行使立法权。在中央已经明确设立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前提下,_常委会应当及时跟进,制定相应的法律,为此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立法依据。在我们没有这方面成功立法经验的情况下,可以制定框架性立法,确立开展此项工作的原则。换言之,我们不必拘泥于制定完整详细的法律。在德国、法国,和宪法委员会早就确立,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立法机关的立法不必过于详细,可以制定框架性立法,而操作性的规范可以授权行政机关制定,这也是权力运行更专业化和科学化的要求。比如,_常委会可以制定简易的《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暂行法》,就涉及的主要问题作出规定。如根据宪法相关原则制定该法律;授权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市政府根据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_决定开展相关工作;授权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不违反宪法、不抵触法律和行政法规基本原则的情况下,适当制定改革开放必需的相关创制性规则,即其基本规则可以与法律和行政法规不一致,但不得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规定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相关适用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法规向_及其常委会备案;规定行政机关在行使权力过程中,对于权力交叉和冲突,要遵循功能最适当原则来化解矛盾;法院在审理涉及自贸试验区案件时,强调其适用的规则要符合世界贸易规则,要按照最有利于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事业发展的原则审理相关案件等。_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在推进现有试点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区。”这说明,下一步还要在其他地方开展此项工作。既然如此,就应当立法先行,尽快制定这方面的框架性立法,积极行使宪法和法律解释权,以解决法律法规滞后的问题,在中国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这个问题上也是如此,有一些问题可以通过_常委会解释宪法和法律即可以解决。积极行使好宪法和法律监督权。我国宪法和法律授权_及其常委会行使宪法和法律监督权,但此项职权很少获得行使。目前制约_及其常委会授权市行使变通性立法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此种权力的行使失控。这种担心根本没有必要,只要_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好监督权,中国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试点工作就不可能失控。

二、积极作出授权决定并监督获得授权者

1.市变通立法权的含义和限度市要承担起中央施加的组织和领导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的试点任务,必须允许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默示性的、类似于经济特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特区法规的变通性立法权;允许市人民政府行使类似于经济特区人民政府制定特区规章的权力。前者可以称之为自由贸易试验区法规的变通立法权,后者可以称之为自由贸易试验区规章的变通立法权。提出这一主张的理据有二。同等重要性原则。自贸区承担的任务的难度、重要性远远超出四个经济特区承担的改革创新的任务,但是就其改革开放的任务创新度、合法程度来说,可以按照“同等重要性原则”来加以处理。即市承担的组织领导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的任务与我国经济特区任务和难度类似,因此市应当享有类似的权力。我国经济特区地方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制定的特区法规权力须符合的条件是:“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遵循宪法的规定以及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制定法规”。《立法法》则明确规定:“经济特区法规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现在经_批准成立自贸试验区,其重要性和难度完全超出了经济特区,按理说,也应当享有同等重要的适当的立法变通权,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自贸试验区法规只要符合宪法,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即符合法治原则。自贸试验区的法规可以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某些具体规则进行适当变通。市人民政府则享有制定与其承担功能相适应的制定自贸试验区规章的权力。这是目前为止,可能实现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任务的主要途径。否则,将无法完成中央要求其承担的使命。按照功能最适当原则决定这种立法权的限度。市具体组织和领导自贸试验区的改革开放工作,这是_明确规定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目的和任务也决定了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市政府有权行使与其承担的功能相适应的立法权。运用国家机关的功能或者任务、目的来论证国家机关享有某种职权是解释宪法的重要方法。这一点在美国最高法院解释宪法模糊条款时经常采用。这一方法可以用来帮助我们理解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地方立法权。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时从宪法的相关词语中解决立法机关权力不足的问题。联邦宪法第1条第8款规定:国会拥有下列权力:“……制定为执行以上各项权力和依据本宪法授予合众国政府或政府中任何机关或官员的其他一切权力所必需的与适当的法律。”这里的“必需与适当”条款是联邦政府扩张权力的关键,联邦最高法院承认联邦享有宪法没有明确列举的默示性权力。这种争论始于1791年联邦第一银行的成立。在联邦政府是否享有含蓄默示权以设立国家银行的争论中,联邦派获得了初步胜利,国家银行也于1791年依法成立开业,但两派间对于此一问题的歧见,却并未因第一银行既经设立的事实而消除。在麦卡洛克诉马里兰案中,马歇尔大法官说:“如果目的是合法的,并且是在宪法规定的范围之内,如果一切手段都是适当的,并且完全是与目的相适应的,那么,这些手段就不是宪法所禁止的,而是与宪法条文和精神相符合的,因而是合宪的。”美国最高法院解释方法给我们的一个启发是:宪法授予国家机关实施某项行为的目的合宪,那么与达成此项目的的方法和手段也是合宪的,否则目的只能沦为空谈;再者,宪法在授予国家机关某项权力意图实现某一目的的同时,也意味着授予该国家机关实现此项目的的方法,在没有明确规定实现某一目的的手段时,应当通过解释使之获得合法的手段。宪法或者法律中授予的权力本身不是目的,获得授权的目的是为了使相关国家机关胜任宪法法律给其施加的功能和职责。在宪法和法律(或者通过相关的决定)只给国家机关施加某项功能或者职责,而没有授予与其功能或者职责相适应的权力的情况下,国家机关没有权力放弃这种功能或者责任,但可以通过解释宪法或者法律来弥补其缺乏的权力。以此方法来考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立法权,现在通过_常委会变通法律执行权的部分授予,以及_授权成立试验区及批准《方案》,给市施加了具体组织领导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试点的功能,这些功能和职责、目的的实现需要相应的手段,这个手段就是市享有变通立法权,否则不可能依靠权力严重不足的地方国家机关去实施如此重要的任务。

2.功能适当原则中央明示或者默示性授予市行使变通性立法权符合功能最适当原则。功能适当原则是国家机关设置和权力科学配置的要求,其基本要求包括:坚持职权与职责(功能)相一致的原则,配置职权或者职责;当宪法或者法律把某种权力配置给国家机关时,务必将该种权力配置给最有能力胜任此项工作的国家机关,或者按照最能适合某项功能或职责的要求组建和设立相应的国家机关,配置其相应的职权;在有若干个国家机关从事某个职责或者功能时,务必允许或者支持最有能力履行此项功能的国家机关行使与该功能相适应的职权。总之,要使权力符合职责(或功能)的要求,要使每一种权力获得最充分的实施。功能适当原则来源于德国对三权分立原则的解释,是一项判断由哪一个国家机关行使某一种职权更为合适的技术性规则。功能适当原则产生于对权力分立作功能主义的解释和适用。学者认为,对于权力分立原则的理解,若单纯拘泥在分割权力,则恐将造成权力间无法互相作用与协调依存的结果,若此,则势将失去吾人所以需要权力分立原则之借限制政府权力以保障人民权利的初衷。因此,对权力分立原则就国家权力的行使在功能与组织上分权及制衡的理解,在此情形下,业由传统上强调之“组织的权力分立”进展为今日所论及的“功能的权力分立”。“功能的权力分立”是指,就国家权力的行使在功能与组织上划分的依据,是以各该事务于自身的组成结构及决定程序等各层面均具最佳条件者作为判断的标准;据此,各政府部门在以功能的权力分立作为划分标准下所享有的职权,均有其核心功能,而这些核心功能不应受到来自其他政府部门的干扰、逾越及侵犯,否则,即违反了在权力分立原则下所谓“合乎机关结构之功能分配”的规范要求。在功能主义者看来,国家权力的分立不能仅从形式上考查其是否存在权力划分,即使从形式上看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有混合的现象,也并不必然违反权力分立原则。事实上,各种国家机关的权力都允许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正是基于功能主义的判断。德国联邦在1984年以后以“功能适当”的方法来解释分权制衡原则。在1984年导弹部署判决中,联邦首次明确从“功能适当”观点诠释权力分立原则。本案源于联邦政府未经联邦议会事先以立法方式表示同意,就同意美军在西德境内部署核子中程导弹,引发是否侵犯国会权限的宪法争议。经联邦议会绿党党团于1983年底向联邦提起宪法诉讼,1984年年底法院判决认定联邦政府并不违宪。可见,这一原则能够解决权力分立原则规范性标准不足的缺失,以便于在国家权力发生冲突场合,提供一套更具体、更具操作可能性的判准;这一原则主要解决权力科学性问题,即在确定权力归谁行使问题时,不能主观地、想当然地确立,而按照最有能力胜任的原则确立行使者。这一原则也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获得承认。美国最高法院采用功能主义解释方法解释三权分立原则,日本的分权理论和实践也注意功能主义的方法适用于分权制衡原则的解释,对于一些把传统上的司法权授予行政机关行使的立将三权分立解释为功能适当原则的重大意义在于:将原来主要表现为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政治性原则(比如把三权分立原则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制度,把民主集中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制度)转变为可以衡量和技术化的权力配置和国家机关设立调整的原则,这一转变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科学化提供了技术性条件;按照功能最适当原则设立国家机关和配置国家权力,能够确保国家机关权力配置和运行的可行性和科学性。总之,功能最适当原则是一项技术性法规,有利于国家机关遵循权力自身的规律去设立国家机关和配置国家权力。我国宪法解释者没有解释过权力配置问题,根据我国宪法第3条规定,民主集中制是我国国家机构组织和活动的基本原则,是_制度的基本原则。如果按照科学性原则来考虑_制度的权力配置要求,功能最适当原则也是可以适用的。因为,人民通过宪法设立了国家机关,每一个国家机关有相应的职责或者功能,同时配置给相应的权力,所配置的权力应当与宪法施加的职责功能是相适应的。_及其常委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应当积极立法,给每一个在宪法上承担相应职责的国家机关配置与其职责功能相适应的权力,否则相关国家机关就难以胜任其法定职责。就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来说,中央已经明确授予市人民政府来开展相关改革开放的试点工作,那么_及其常委会就应当通过立法或者授权等方式,使之能享有与此履行此项职责相适应的相关权力,否则有违职责职权相一致的原则,相关国家机关也难以完成其职责。如前所述,_及其常委会至今没有制定过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来为市具体开展自由贸易试验工作提供法定依据,完全应当依据宪法规定授权市行使相关立法权来具体开展此项工作。这也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要求:“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要及时上升为法律。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按照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承担的职责和功能,_及其常委会应当授予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变通性自贸试验区的法规,授权市人民政府制定试验区性的规章。这不是主观上的争权要求,而是中央施加给其开展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试点的工作职责使然。再者,这种主张也有宪法支持。

3.市有权行使地方变通立法权的宪法理据我国有多项宪法原则可以为市开展自贸区改革开放提供宪法层次的依据。自贸区改革开放试点工作要坚持法治原则、市场化原则、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和主动性原则。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这三个原则可以给自贸区建设立法权力不足找到出路。法治原则。我国宪法第5条规定:“_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上述即为法治原则。如前所说,要用能动的法治观去解读这一原则。法治原则经历了严格的规则主义到能动性主义的转变。现代社会发展的快速性、事务的复杂多样性要求,宪法和法律授予国家机关足够应付社会需要的裁量权,如果把法治原则仅仅理解为把权力管住管死而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很显然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也违背法治原则的精神。现代社会需要的法治原则,更强调要求国家机关积极行使权力,实现民众的权益。将这一原则适用于考查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工作也是如此,法治原则要给地方开展改革开放工作提供充分的依据,而不是让地方无所作为市场经济原则。宪法第15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宪法序言规定:“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里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都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方针。改革开放必然突破现行一些滞后的法律法规;市场经济则要求按照市场自身发展规律去组织发展世贸试验区建设。没有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改革创新权力,就无法按照世贸规则去运作投资贸易、金融等各项制度。这一原则也给市行使相应的突破某些法律法规制约提供了客观需要的依据。宪法第3条规定了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主动性原则。其第3款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工作本质上属于中央事务,但是其具体承担者则是市,这就涉及到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问题。市要想有效地履行此项职责,必然要突破现行一些中央法律法规设定的机制和体制。如果说我国过去很长时间过分强调“中央的统一领导”,过分集权于中央,导致地方的活力没有被激活,那么自贸试验区则为未来地方活力的充分展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国的经验教训也已经表明,忽视地方的积极性、主动性,试图把所有大权垄断在中央,那是违反权力自身运行规律的,也不利于地方的发展,更无法促使整个国家的发展。从国外来看也不例外,单一制国家在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上也经过了一个发展过程,由原来的中央完全控制地方,发展到由地方享有相对独立的地方自治立法权。有些权力并非需要宪法和法律的明示性授予,而应当根据法律要实现的功能来进行理解。有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解,我国学界和实务界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我们是单一制国家,地方的所有权力都是中央授予的。笔者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单一制国家的中央并不能垄断所有的权力。比如宪法第100条授权省、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不是中央授予的,而是人民通过宪法授予的。如果把单一制理解为地方权力都是由中央授予的,中央就可以随时收回地方的所有权力,那么可想而知,宪法第3条中的“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就将落空。即使是宪法没有明确规定由地方行使的权力,也不能简单地得出结论这些权力一定属于中央,因为有些地方性权力在宪法或者法律中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属于默示性权力。对地方权力的理解过去过于强调中央掌握“剩余权力”,现代法治则强调中央权力并非完全掌握全部“剩余权力”。地方也有某些默示性权力。宪法和法律对于地方权力的规定并非是完全的列举,宪法和法律中对地方权力的规定通常列举的多是功能性、目的性和职责性权力,而对于手段性、配套性、职权性权力通常不加以规定或者很少规定。在此情况下,通常通过其他立法或者解释的方式把没有列举或者没有完全列举的手段性权力加以明确,否则目的性权力就很难获得有效行使。这一权力规则完全适用于解读自贸试验区的问题。既然中央已经将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的试点任务施加给市来承担(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功能和职责),那么就应当授权其行使与此职责相对应的职权。在目前情况下,_及其常委会授权市行使变通性立法权是实现这一功能和职责的最有效方式。否则,其预设的功能都会受到相应的限制,或者会导致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试点工作就违法运行的嫌疑。尽管笔者主张市有权行使变通性立法权,但是毕竟这在法律形式上是有违宪违法的嫌疑,所以最好由_或者常委会作出明确的授权决定,使此项改革开放试点工作获得明确的权力依据。

4.我国默示性授权惯例也支持市行使变通性立法权既然多项宪法原则支持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变通性立法权,而且符合功能最适当原则的要求,那么如何实现这种权力的正当化呢?从理论上说,在没有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地方国家机关不得行使地方立法变通权,地方立法权不得变通法律和行政法规。但是对于我国,要结合实际情况作出符合宪法精神的理解,也要结合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权力的特点。否则,仅仅机械地理解明确的授权性原则,看似坚持了法治原则,但实际上把法治原则机械化了,使地方国家机关无所作为。从我国实践看,_及其常委会行使授权有明示和默示两种方式。明示性授权如上个世纪_及其常委会几次作出决定授予_制定暂行行政法规的权力、几次决定授予经济特区行使变通立法权。其中对地方授权有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但从进入本世纪以后,_及其常委会对地方改革开放的试点开始采用默示授权的形式。如几年前市和重庆市政府关于试点房产税改革的权力就是来自_的授权。根据宪法第13条关于财产权的规定、第56条关于公民有依照法律规定纳税的义务的规定,税收立法实行法律保留原则。《立法法》对此也有明确的规定。_关于征收房产税的规定缺乏_及其常委会的明确授权,但是_及其常委会一直未予干涉,这可以视作其默示性授权。_授权市、重庆市开展房产税征收试点的授权也是违法的,但是_及其常委会没有作出任何处理,说明其默示其同意。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显然违反宪法和法律,但是这是我国_及其常委会形成的“惯例”,喜欢以这种方式行使权力。再如,最近各地正在进行的地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按照我国宪法、立法法规定,司法制度属于法律保留事项范围。按照规定,如果要改变现行的法院、检察院管理体制,要通过修改宪法或者法律,这是法治原则的要求。本来可以通过由_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和领导地方司法改革试点,但是至今_及其常委会未作出任何决定。而各地开展司法改革的直接依据是《_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中央政法委的相关政策。市等地方已经获得批准开展相关改革试点。但是此项试点工作没有获得_及其常委会的授权决定。这表明,我们采用的是一种默示性授权试点改革的模式。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_常委会在香港和澳门特区法院解释《基本法》问题上也采用“默示性授权”的方式,承认地方行使司法解释权。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58条规定:“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_常务委员会。”“全国_常务委员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但实际情况是,_常委会没有作出专门的授权决定,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一直在行使对《基本法》的解释权。撇开特别行政区的特殊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大陆相关领域改革开放采取的模式是:以违宪违法的方式推动改革试点(我国有学者称之为“良性违宪”)。在未经_及其常委会作出明确授权决定的情况下即由相关国家机关进行改革试点,这几乎成为我国改革开放推进的“默认”的形式。这种“默示性授权惯例”虽然解决了问题,但是它对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会造成严重的损害。从职责职权相一致的原则来说,既然中央要求市具体承担组织和领导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试点工作,按照过去“默示性授权惯例”,_及其常委会已经默示地授权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类似经济特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变通立法权。换言之,_批准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一点已经获得_常委会相关授权决定的肯定。既然承认了这个组织机构及其承担功能的合法性和合宪性,那么就应当承认其享有与其承担功能相适应的职权。综上,_常委会没有明确授权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经济特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变通执行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权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允许其行使此种权力。尽管如此,笔者仍然主张_及其常委会作出明确的授权决定,毕竟这种默示性授权惯例的模式有违宪违法的嫌疑,而且也不容易对此实行有效的监督控制。反对_及其常委会给市授予变通性立法权,或者市行使默示性变通性的理由之一是担心,一旦授予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如果行使变通立法权,将导致地方立法权的扩张和失控。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第一,即使市行使这种变通性立法权,不是适用于全部行政区域,而只适用于特定的自贸试验区。第二,事项范围有限。其一,涉及的事项范围主要限于:扩大服务业开放、推进金融领域开放创新,建设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等事项。其二,效果上,立法权行使有助于达成下列目的和效果:使之成为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试验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发挥示范带动、服务全国的积极作用,促进各地区共同发展。其三,中央没有行使的事项。_《方案》规定:“针对试点内容,需要停止实施有关行政法规和_文件的部分规定的,按规定程序办理。”换言之,市地方立法涉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立法事项,只能在中央没有对此作出规定的情况下行使立法权,否则地方不得再作出相冲突的专项立法。第三,有相应的监督控制措施。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_有权撤销省级地方性法规和决议,如果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自贸试验区法规或者相关决定违反宪法,抵触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_常委会可以撤销。此外,_《方案》也设置了相关的配合和监督措施,如《方案》规定:“有关部门要大力支持,做好协调配合、指导评估等工作。……《方案》实施中的重大问题,市人民政府要及时向_请示报告。”综上,市行使默示性变通立法权,其适用的范围有限,对全国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中央有控制地方的立法权,不存在失控的问题,_及其常委会应当明确授权市变通立法权,这是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于法有据的最佳方式。

三、修改和废除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改革开放的影响论文 第5篇

一、应对金融危机与对外开放的关系

从经济运行的角度看,在货币信用制度下,产品供给与产品需求的脱节,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爆发提供了可能性。不管是实体经济的供求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中的资产价格泡沫,只要蓄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的爆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对产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源做出了深刻的解释。

从大历史观的角度看,金融危机是人类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周期性调节机制,是缓和或化解全球经济基本矛盾的重要渠道。在当今产品过剩和买方市场的格局下,全球经济存在着生产能力过度扩张与全球消费有限增长之间的基本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供给方,即限制供给的过度增长。在供求矛盾积累过程中,要么通过并购来约束生产能力的过度扩张并淘汰部分以落后工艺技术所支撑的生产能力,以缓解矛盾;要么通过金融危机来强行消灭部分生产能力,并大规模集中淘汰过时陈旧的技术,为下一轮技术创新创造条件。显然,前者只能治表、但社会成本很小,后者调整力度很大、社会成本高昂。可见,金融危机是强制性地缓解经济矛盾的一种方式。

正因如此,尽管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化为全球金融危机,具有了广泛而严重的全球影响,是在各国经济联系不断加强、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一国的经济矛盾向其他国家转嫁和扩展的结果,但把全球金融危机归因于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却是站不住脚的。全球化只是使金融危机具有了新的表现形式,但全球化和对外开放并不是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如果没有经济全球化,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当然不会发生全球金融危机,也不会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但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表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深化,社会总资源的配置必然要通过世界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跨越国家的界限,市场经济日益具有国际性,国际贸易不断扩大,跨国投资不断增加,包括银行贷款、票据融资和债券发行在内的国际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全球化促进了国际分工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加速了商品、资金、信息和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加快了知识和技术传播与扩散的速度,密切了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提高了全世界资源配置的效率,导致了社会财富的日益增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它们更多地获得资金尤其是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加快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有利于它们更好地利用自身优势,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有利于它们更快地得到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发挥后发优势,实现技术跨越。对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如能加以正确引导和驾驭,可以促进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的稳定。因此,尽管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在本质上是资本的全球化,但经济全球化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光明未来。我国也是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主要受益者。

不仅把全球金融危机归因于经济全球化是错误的,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排斥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也是没有出路的。排斥对外开放,可以规避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同时也必然阻碍发展,陷入落后与贫穷。只有完善对外开放管理体系,建立有效管理全球化经济的制度体系,才能最大限度减少金融危机的冲击;各国只有在加强国际协调合作中,协同行动,避免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维持多边贸易规则的正常运行,才能尽快恢复国际贸易的活力,避免包括出口需求在内的社会总需求深度下滑,早日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

二、保增长与保就业、发展加工贸易的关系

在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出口需求下滑,贸易保护主义可能抬头,我国出口由人世后2002~2007年年均增长下降到一位数的增长甚至零增长,而目前为出口进行生产的劳动力已经超过1亿人,就业竞争更加激烈,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企业大量撤离、关闭,内地也有一些企业开始裁员,失业压力不断上升。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2008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但这并未包括城镇未登记失业的情况,更没有反映农民失业情况。前不久,由农业部组织的抽样调查中,根据农民工输出较多的15个省、150个村的情况看,全国外出打工的亿农民工中,返乡率是正常的春节探亲,失业回乡,失业比例,有2000多万人。金融危机不仅使大量农民工失业,加剧农村失业问题,而且许多城镇的企业在收缩业务、调整职能部门中裁员,城市的失业问题也同样在加剧。在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的过程中,保就业理应成为社会最关心的问题,也应该成为政府干预的首选目标。

保增长应该作为增加就业机会的手段,而增长本身不是目的。一般而言,通过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可以提供一些就业机会。奥肯定率描述了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经济增长率提高可以降低失业率,但“奥肯定率悖论”也比比皆是,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的现象并不鲜见。这是因为: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同样的投资对就业的需求就不一样,资本有机构成越高,对劳动力的需求越少;资本有机构成越低,对劳动力需求越大。如果经济增长主要是由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增长拉动的,增长对就业的贡献就小。伴随着社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会产生挤出就业的效果,如果挤出就业大于新增就业,不仅不会增加就业,反而会在经济增长中伴随失业率上升。另外,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增加反映为增长,但在经济危机、企业库存超出正常水平的情况下,投资、消费和出口增加往往是企业消化库存、库存下降的过程,企业不会马上增加雇员。

为了降低失业率,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不仅要保增长,更应该考虑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严重冲击的条件下,要放弃理想主义的主张——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附加值低,限制其发展,人为增加其成本、降低其利润率,逼迫其转型,而应该帮助其度过难关,在财税、金融信贷政策上继续给予支持,以保持或增加就业;应该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资本技术构成较低,同量资本如果投资于若干中小企业,会比投资于资本技术构成高的大企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应该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民营经济的经营目标单一化——追求收益最大化,在劳动力价格便宜的条件下,它会选择使用劳动力替代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对就业贡献更大。还应该运用财政税收、信贷政策等,帮助返乡农民工创业,帮助城镇失业者创业;鼓励企业缩短工时、减少裁员。

从长期看,一方面,中国每年还有约600~700万的农民从土地上走出来进入非农产业就业,形成庞大的、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的供给,这一过程至少还要持续十到十五年,即务农劳动力仅需亿左右,上亿农民需要转移出来。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过程没有结束之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基础就不会改变,人为排斥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政策就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在我国工业化加速发展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企业竞争加剧、市场集中度提高、社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企业的兼并、重组,以及技术进步,又会不断挤出就业。在我国大部分产业还没有形成企业适度规模经营和适当集中的市场结构的情况下,失业问题就构成我国的长期问题。因此,在经济发展中寻求降低失业率,应该成为我国的长期战略性课题。

三、扩大内需与扩大外需的关系

受金融危机影响,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放慢,甚至出现下滑。据IMF1月28日的预测,2009年全球经济仅能增长。发达国家下降2%,其中,美国下降,德国下降,日本下降,法国下降,英国下降。唯一增长的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增长速度降为。全球将会出现5100万人失业。

由于全球经济增长下滑,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欧盟、美国、日本经济衰退,全球失业上升,海外市场需求明显下降,全球贸易增长放缓,我国的出口增速迅速回落。在我国出口依存度已经超过35%的情况下,出口增速下滑使出口对社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吸收就业的能力减弱,加剧国内经济困难。为了弥补外需下滑,扩大内需是不可或缺的选择。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

内需包括国内投资需求和居民最终消费需求两个方面。增加投资可以扩大内需,但投资的增长必须与最终有效需求相适应,否则,又会造成投资过剩。因此,扩大内需的根本在于扩大国内居民的最终有效需求。而居民最终有效需求的增长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居民支付能力提高,二是需求意愿提高。居民的支付能力和购买力提高了,又愿意花钱消费,消费需求才能增加。要提高居民支付能力,就必须增加居民的税后可支配收入;要提高居民的需求意愿,就必须减轻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改善居民的风险预期,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扩大居民有效需求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效果,2008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比上年同期增加个百分点。但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预期普遍不乐观,2008年人民币存款增幅快速上升,居民储蓄存款增加万亿元,与2007年相比增长4倍。而居民储蓄存款快速上升蕴含着潜在消费转冷的压力。改善居民的风险预期困难不小,仍需政府长期努力。

另外要看到的事实是:长期以来,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我国投资、出口的增长率一直高于消费增长率,这被许多人称为消费增长乏力。但近五年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直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2004年增长年年年),200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已经增长,明显高于出口的增长。尽管仍然存在扩大国内居民消费需求的余地,未来也仍然有一定空间,但两位数以上的消费增长已经不能称是太慢,提高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率的空间并不是很大。我国还必须高度重视出口的增长。应把扩大内需与争取外需增长结合起来。

扩大内需与发展出口贸易、扩大外需并不是对立的。我国不仅在扩大出口中获得大量直接的比较收益,而且因为开拓了海外市场,形成有效的国际市场供给,大量闲置的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形成实际生产力,有效带动了我国经济增长,这是我国三十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海外依存度高是我国现实经济条件决定的。在当今国际金融危机面前,海外需求萎缩,扩大出口难度增加,积极扩大内需是应对金融危机的现实选择;即便金融危机过后,我国的长期发展也离不开扩大内需。但不能把扩大内需与开发海外市场、扩大出口对立起来,不能把扩大内需理解为排斥发展对外贸易。无论是应对金融危机,还是谋求长期发展,中国都应该继续把扩大外需作为重要支点和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

四、保增长与深化改革的关系

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利用财政政策,扩大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是见效最快的政府干预手段,可以避免由于海外市场变化导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过快下滑。

在_出台两年内增加投资4万亿元的政策后,地方政府立即响应,提出增加总额达18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充分显示出我国政府动员资金、主导投资的能力。一时间,政府投资、政府选项目,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正因为如此,在政府配置资源的过程中,极容易导致对市场力量排斥和对市场机制的扭曲,使市场取向的改革进程放慢,造成旧体制复归。

政府投资充其量只是诱致性投资,其根本作用在于产生乘数效应,带动民间投资增长,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和就业,而不是要替代民间投资,更不能产生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投资的同时,还应该实行减税的政策。减税,同样可以产生刺激投资、消费需求的乘数效应,而且不至于产生对民间需求的挤出效应。更重要的是,为了避免旧体制复归。在扩大财政投资过程中应该积极谋求改革。如提高财政投资透明度,加强财政预算披露,强化财政投资监管;在财政投资中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和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分配体制,在增加财政投资中谋求缩小个人收入差距和地区差距;进一步改革计划管理体制、投融资体制,把保增长与推进改革结合起来。

五、保增长与调整经济结构的关系

在应对金融危机中,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三线并举,是把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结合起来的做法。但显而易见,保增长、扩内需与调结构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如果处理不当,就会顾此失彼、鸡飞蛋打。

扩内需是保增长的手段,既是在金融危机影响深重条件下的急迫选择,也是长期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需要。扩大投资和居民消费,可以弥补外需下降造成的不利影响。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在需求扩张中,一些本该淘汰的生产能力又有了市场需求,过剩的钢材、水泥、建材、家电、副食品等又有了销路,企业调整产品结构、投资结构和创新的压力减弱,市场出清过程被延长,使社会经济结构调整步伐放慢;在保增长中,政府出台的一系列企业救助、产业救助措施,可以维持企业利润水平,避免企业大量倒闭,但同时也意味着在竞争中一些企业生存危机解除,调整产品结构、谋求技术创新、开拓新的生存空间的动力减弱,这又容易导致企业继续维持原有的增长和扩张方式,忽视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调整,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社会经济结构的进程放慢。反过来,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一批企业必然要退出生产,这又会使社会投资放缓,经济增长放慢,失业增加。

保增长,不是维持落后生产能力和落后生产方式的生存,也不是通过简单维持落后的生产技术条件和经营模式换取经济增长。必须把保增长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结合起来,把保增长与推动企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提高创新能力结合起来,果断压缩高污染、高消耗和严重的资源依赖性产能。

六、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关系

改革开放的影响论文 第6篇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建设和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形势很好,城市正处于一系列激烈的社会经济变革之中,面对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调整、城市急剧扩张和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等诸多变化,传统城市规划受到了空前的挑战。提出了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如何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把握好规划原则,适应政府职能的转变,真正成为政府的重要职能部门。城市规划管理工作来说是问题与成绩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因此,有必要对当前城市规划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进行分析,寻求解决对策,使我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事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关键词:改革开放 城市规划 建筑管理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发展,城市管理工作日益得到重视。实现城市化、构建和谐社会则必须加强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如何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一直是城市政府的努力方向,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城市管理现状和问题,并浅谈相应的对策,提供部分个人意见完善城市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优化城市管理环境。

1 城市规划面临的挑战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城市规划被认为是“国民经济计划的继续和延伸”。因此,城市规划对城市建设的调控主要采取的是一种机械的目标管理和计划控制的方式。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城市建设也逐步由以前的政府投资行为,转变为市场调节为主的多元投资行为。城市的开发建设表现为多种经济法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或者是经济法人与公众利益的关系。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城市规划体制无论在自身机构、管理机制、还是规划方法等方面都难以适应这种新的经济关系。

主要表现在,一是传统的城市规划对城市土地和空间资源价值认识不足,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城市建设资金短缺;二是传统的规划管理强调的是计划性和强制性,若严格按照城市规划进行管理,则投资商没有任何选择余地,容易影响投资商的积极性,若规划执法不严又容易产生各种腐败现象;三是城市规划代表的是城市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目前我们低规格的城市规划管理机构(有的城市还没有独立的城市规划管理机构),难以承担起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整和协调经济法人与公众利益关系的职能;四是传统的城市规划是以土地利用控制为核心的一种静态的物质规划,规划缺乏实施可行性论证和评估,造成了规划的目标过于僵化,实施中缺乏可操作性,难以适应干变万化的市场,从而造成大面积的违法建设;五是传统城市规划关注的是既定规划蓝图的实现,而忽视了城市规划对城市土地开发过程的调控功能,容易引起土地的投机活动;六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商对经济效益过度追求往往会侵害公众的利益,造成土地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而作为城市整体利益的代表,城市规划部门难以对这类行为进行有效的干预和调控,使得公众利益受到损害,社会公益事业的建设得不到有效保障;等等。

归结起来就是,我们传统的城市规划管理机制还难以协调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多种经济法人之间以及多种经济法人与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

2 城市规划与建筑管理

建筑是组成城市的基本细胞,精制而富有特色的建筑最能展示城市的艺术性。建筑广义概念包括单体建筑物及桥梁、堤坝、高架快速路、电视塔等构筑物,是对城市形体环境质量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城市规划的内容也能够细微到桌椅、灯具甚至标志物,是与建筑管理仍有质的区别。城市规划对城市是从整体形象把握,即使具体到任何细小局部时,设计师依然将每个细部作为城市空间体系中的一个部分进行设计,而建筑管理只是关心在特定空间的某一建筑,却很少关心它的邻居,缺乏对城市空间的总体认识和把握。

这就存在一个协调上的问题。城市规划以城市和建筑群体空间环境作为主要对象,而一个好的城市规划则在于整体环境的和谐、优美,不仅仅是单纯的建筑单体设计。沙里宁()在《论城市》中提出城市体形环境设计的三条原则,其中第二条就是“相互协调的原则。”他继承了C。西特的《城市建设艺术》一书中总结中世纪欧洲城市建设艺术中强调的“互协调要素”,并加以发展,指出自然界虽然千变万化,但又是相互协调的,因此,在人类建设新城也应该遵守这条原则。在沙里宁的实践中,把建筑管理、户外空间以及园林绿化等融为一炉,形成一个完整和谐的整体。

而我们的城市,最缺的就是关系,建筑与环境之间没有关系,建筑物与建筑物之间没有关系。单独看,有些还不错,放在一起就是乱七八糟。我认为这不是单纯建筑的问题,而是城市规划建筑管理相协调的问题。城市规划并不直接设计建筑,但是却对其区位、布局、功能、形态,包括体量、色彩、质地及风格等提出合理的控制与引导要求。要实现城市规划与建筑管理的协调,那么建筑实体对城市环境的影响,关键不在于一楼一房本身的优劣,而是建筑体和构筑物的群体效应,如对城市天际线的影响。组织建筑群体时,既要考虑其在城市环境中的'历史文脉,也要考虑其环境文脉。古、旧建筑能够反映城市历史和城市文化,要尽力予以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

3 城市规划与建筑管理和谐发展

城市建设既是提升地方形象、实现和谐人居的现实需要,又是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对外开放的必然要求。建议在城市建设与管理中注重把握以下几点:

规划与建设相统一

以科学规划引领城市建设,以高起点规划提升城市品位,准确把握城市定位,把产业发展纳入城市规划与建设之中,依托当地城市特色产业的支撑,促进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双轮驱动。通过专业市场、现代物流和科技创新服务,构筑共建共享的城市平台,放大产业的集群效应、联动效应和辐射效应。

对重要规划建设项目,通过专家咨询、社会公示、举行听证、动态巡查和跟踪监管等,增加透明度和认知度,增强执行力和公信力。城市建设项目必须严格执行规划,坚持建一项工程,创一个精品,出一个亮点。

新城与老城相融合

在推进城南新区建设的同时,加快城北片区拆迁改造进程。在改造新建时留足公共用地,增加绿地面积和健身场所,不断完善公共配套设施,改造一块,提升一块,切实改善老城区的人居环境。

新城区的建设和老城区的改造,应注重建筑风格、人文特色、水绿风情的有机融合。严禁乱搭乱建,加大违章建筑拆除力度,降低拆迁的难度和成本,推进城市和谐有序发展。

局部与整体相协调

沿街建筑应适当退让,高低楼应注意协调,建筑群不宜过密,留足绿地空间。尤其是沿街南侧的高层建筑不宜过高过密,应考虑过渡空间和采光空间,以提高城市的通透性。

更多地引进综合实力强、开发水准高的大型开发公司,建设规模较大、功能较全的小区,力求达到开发一个小区、建设一片新城。同时对原有老小区整合改造,逐步解决小区碎片化问题。街道、片区的建筑风格、建筑样式、建筑色彩要相对协调,一街一景、一路一品,打造各具特色的商业街、文化街、美食街。

地上与地下相配套

根据地面道路和建筑物布局及其功能,超前编制地下管网详规,统一建设地下给排水、供气系统和管线网络,解决地上与地下不够配套问题。

供电、电信、广电、移动通讯等部门应加强合作,尽量实行一管多用,使地下管网一次铺设到位。对地下管网建设滞后的地段,要统筹协调,同步施工,避免地面“一破再破”、反复修补。

加强城市消防配套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公共消防网络,特别应重视高层建筑的消防,确保城市消防安全。在地面增设车库和停车场的同时,加大地下和空中停车场规划建设力度,力求更多车辆进场入库、有序停放,以缓解停车难问题。

软件与硬件相兼顾

大力建设公共文化设施,不断完善社区文化网络,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活动。充分利用淮杂“非遗”品牌,打造淮杂传承基地,进一步放大淮杂特色文化效应。

4 结束语

总之,我们在城市的规划管理的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以科学的态度规划城市,以务实的作风建设城市,以人性化的措施管理城市,就一定能建设适宜人类居住的生态、和谐、美好城市。

参考文献

[1]孙启广,浅谈城市规划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中华建设,2009年第8期.

[2]刘伟,浅谈现代城市规划的新思路[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09年第1期.

[3]庞春雨,对现行城市规划法规体系的若干思考[J],学术交流,2008年第8期.

改革开放的影响论文 第7篇

一、充分认识做好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宣传的重大意义

十八届三中全会听取和讨论了受_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_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就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发表了重要讲话。全会准确把握时展脉搏,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科学回答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明确了改革的方向,抓住了改革的重点,提出了改革的具体举措,开启了新的改革窗口,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和发展勾画了新的蓝图。

全会作出的《决定》,全面总结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深刻分析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形势任务,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重要方针、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决定》集中全党智慧,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心声,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举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是指导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在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回顾总结了一年来_的工作,深刻阐述了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和方针原则,对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提出明确要求。讲话视野开阔、总揽全局,解放思想、求真务实,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体现了我们党对国内外形势的科学判断、对肩负历史使命的责任担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深刻把握。可以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员会,又是未来一个时期改革发展的部署会。全会作出的重大部署、取得的重要成果,必将载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史册,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以这次全会召开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纵观世界,变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我国改革也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突出矛盾和严峻考验,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一点都不亚于30多年前。要破解发展中遇到的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虽然我们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十分复杂,但总体来看,具备许多有利的主客观条件,面临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我们必须牢固树立进取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坚定改革的信心,最根本的信心就是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我们要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切实把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好,实现全会提出的改革指导思想、总体思路、目标任务,打好全面深化改革这场攻坚战,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

二、全面准确宣传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

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内容丰富、内涵深刻,涉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各个方面,集中体现在重要讲话和《决定》中。我们首先要学深学透,掌握精神实质,既要从整体上把握,又要注意抓住重点,深刻领会全会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全面准确、深入系统地进行宣传,牢牢把全会精神的宣传主动权和舆论引导权掌握在手中。

1.深入宣传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并作出决定,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坚定不移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大旗的重要宣示和重要体现,鲜明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锐意推进改革,不断扩大开放,成就举世瞩目。历史和现实证明,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要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充分认识到,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2.深入宣传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基本原则。全会明确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精辟论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用 “六个紧紧围绕”深刻阐释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思路,用“四个坚持”系统总结了35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这些都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探索的基本结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展,也是这次全会的重大贡献。

宣传好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基本原则,关键是要把握和领会好提出的六个方面要求。一是坚持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二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三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四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五是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六是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这六个方面的要求,是对全会精神的高度凝练,进一步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目标、工作重点、根本目的和依靠力量,为我们落实好全会各项任务提供了基本遵循。要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准确把握这些要求,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

3.深入宣传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部署。全会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作出全面部署,理论上有新概括,政策上有新突破,举措上有新实招。这些重大部署,既抓住了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呼声愿望,又是着眼长远的总体设计和制度安排,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要深入准确地宣传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部署。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要全面宣传在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方面的新举措新要求,宣传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等系列重大理论观点。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要全面宣传推动_制度与时俱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发展基层民主、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等方面的新举措新要求,宣传改革司法体制和运行机制、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等方面的重要措施。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方面,要全面宣传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的目标任务,宣传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的基本要求。在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方面,要全面宣传在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方面的政策创新,宣传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等方面的工作要求。在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方面,要全面宣传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新举措新要求。要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深刻认识和认真落实这些重大部署,全面深化各个领域、各个环节的改革,确保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4.深入宣传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会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就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作出部署,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确保改革取得成功。要宣传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领导的极端重要性,宣传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新举措新要求,不断提高领导和推动改革能力、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要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投身改革事业,发扬“钉钉子”精神,抓铁有痕、踏石留印,为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积极贡献。

5.深入宣传党的十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就。十以来的这一年很不平凡,是开创新局面、营造新风气、取得新成就的一年。以同志为_的_,全面贯彻落实十精神,着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打了一场又一场漂亮仗,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实现了贯彻落实十精神第一年的良好开局。要充分宣传十以来我们党继往开来、面向未来,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取得的重要成果,深刻阐释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更好地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统一思想、凝聚力量。要充分宣传_科学布局经济社会发展,以一系列体现大视野、大思路的创新举措,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新进展,展示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以及惠民生取得的显著成效,展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态势、良好局面。要充分宣传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出台落实八项规定,扎实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新气象新风貌。要充分宣传十以来的成绩来之不易,展现以同志为_的_驾驭复杂局面的高超领导艺术,展现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要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紧密团结在以同志为_的_周围,坚定对我国改革发展前景的信心,更加奋发有为地做好各项工作,不断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迈进。

6.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开放的理论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中走出来的,是改革开放取得的最主要成果。正是沿着这条中国道路,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我们书写了精彩的“中国故事”,创造了发展的“中国奇迹”,变革前所未有,成就举世瞩目。做好全会精神的宣传,要与做好中国道路和改革开放的理论宣传结合起来。要深入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团结的旗帜、奋进的旗帜、胜利的旗帜,必须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深入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必须坚定不移走这条道路、与时俱进拓展这条道路。要深入宣传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大动力。要通过广泛深入宣传,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贯彻落实好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部署

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文化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_以来,文化体制改革由点到面、逐步推开,取得阶段性成果,开创了文化繁荣发展新局面。但要看到,改革成果还不稳固,一些制约文化科学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完全破题,文化创新环境还有待进一步优化。全会着眼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对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作出了全面部署,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改革开放的影响论文 第8篇

改革开放,为加强国民经济科学管理和国际经济对比的需要,我国对产业分类和国民核算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改革,确认以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的生产性质,推行包括第三产业在内的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个改革直接影响了财政收支的经济性质,并对财政理论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和变化,进一步推动财政理论的发展。下面拟就有关理论问题作一些研究探讨,不当之处,恳请专家学者给以批评和指正。

财政学史中众多理论存在源于生产而又轻于生产的不足

本文传统财政理论的创立者,公推亚当·斯密。1776年,亚当·斯密在他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中,就国家的支出、赋税、国债等问题作了阐述,提出了平等、确定、便利和最小费用的税收四原则。亚当·斯密的财政理论在资产阶级财政理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被誉为“财政学之父”。

之后,萨伊、李喜图等经济学家对财政理论都作了深入的研究。19世纪下半叶,德国新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瓦格纳推出了代表巨著《财政学》,瓦格纳为代表的德国财政学在很大程度上为现代财政学奠定了基础,对以后西方的财政理论和政府的财政决策产生了较大影响。

1928年,福利经济学派创始人庇古,根据他的福利经济学原理,认为国民收入总量愈大愈好,国民收入分配愈平均愈好,他把财政视作实现这两个目标的重要工具。庇古的福利财政理论把财政学的发展推进了一大步。

本世纪30年代,传统财政学让位于现代财政学,国家运用财政手段干预经济,成为这一时期财政理论的主旋律。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经济滞胀现象的出现,供给学派、货币学派提出了与凯恩斯学派不同的财政政策主张。

作为区别于传统财政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公共产品、公共选择成为现代西方财政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穆斯格雷夫等财政学家都在这个研究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因为深刻地剖析了决定税收水平和支出水平后面隐藏的政治背景,获得了198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国社会主义财政理论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其基本内容主要源于三个方面:(1)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阶级学说、国家学说等。(2)我国传统的理财观念和文化背景。(3)前苏联模式。

财政理论诸学派中居主流地位的是“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其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持这一观点的著述把财政定义为国家依靠其所拥有的公共权力,强制地、无偿地占有和支配一部分社会产品,以满足和实现其自身职能的需要,从而由整个社会产品分配中,独立出一种由国家赁借政治权力(公共权力)直接参与的社会产品分配。

持“剩余产品决定论”者不同意国家赁借政治权力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观点,认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作为社会扣除的现成形式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财政分配得以发展的因素,且所有权和社会扣除是决定因素。

“社会公共需要论”认为财政是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所采取的分配形式。还有“再生产决定论”等等,各自从不同角度来理解财政的范畴。

上述诸观点中,“国家分配论”的观点已被国内绝大多数财政学教材所采用,财政分配的强制性、无偿性被界定为财政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财政的作用概述为社会主义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在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过程中,调节、控制、反映、监督财政收支和国民经济各方面的运动,具有分配职能、调节职能和监督职能。

综上所述,历代经济学家都关心和研究财政问题,并对财政理论、财政本质作了很多创造性的论述,大大促进了财政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诸财政理论包括福利经济理论、公共需求理论、国家分配理论等等,观点各有不同,有的差别很大,但它们也有其共同的特点,就是认为财政来源于生产——剩余产品或国民收入,依靠国家权力,通过税收等方式取得财政收入,实现各自的目标和任务——满足国家需要、均等分配收入、实现公共需求等等,而轻于或疏于研究财政与生产发展的直接联系。这在现代生产大分工、大协作、第三产业大发展的情况下,显然存在欠缺和不足。财政收入来自三次产业的创造,而财政支出也主要用于三次产业,特别是公共产品部门的发展。三次产业的劳动合称社会劳动,社会劳动创造价值则是财政收支的本质所在,社会劳动创造价值应该成为财政学的基础性理论,国家权力只是方便履行其职能而已。下面分成几个问题作进一步阐明。

M之中存在Mc,是改革开放对剩余价值和财政理论的重大发展和推进

长期以来,我国采用物质生产观点,只承认工业,农业、建筑业和商业、货运业的生产性,号称五大物质生产部门。国民核算制度规定只对五大部门的活动成果计算产值,对于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卫生医疗、生活旅游和国家管理等部门,统统是非生产部门,不作为生产活动,采用MPS国民核算制度,对它们规定不计算产值,作为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处理,这对比西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核算制度SNA存在极大的不同。改革开放,面向世界,深感物质生产观点不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对比的需要,决心改革,确认上述以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来的生产性,称为非物质生产部门,并多方采取措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逐步改变了我国原来第三产来严重滞后,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的落后状况,取得十分可喜的成果,下面是我国和几个国家的历史对比材料。

第三产来占国民经济的百分比

国家-1994间的一年

摘自《世界统计年鉴》1996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相应地,经过_的批准,我国国民核算制度也进行了重大改革,引进了联合国制定的国民核算制度SNA,拓宽了国民经济核算的范围,对第一二三次产业的活动,统统作为生产活动,并计算产值,这是一个巨大的改革和变化。

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作为社会再生产的基础环节拓宽了,其他再生产环节——分配和使用,也必须相庆地变化。根据三方等价原则,国民生产=国民分配=国民使用,即生产量、分配量和使用量应保持相等。同样,根据国民经济核算的平衡原则:“生产范围划在哪里,产值指标主算到哪里,中间

消耗和最终使用也算到哪里,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原始收入和派生收入就在哪里分界。”现在生产范围拓宽了,由物质生产扩大到包括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分配和使用的范围也要相庆地扩大。过去对文化教育、科学研究、生活旅游、城乡交通和国家管理等公共产品的部门,统统不作为生产部门、不计算产值,当然不能算使用。现在不同了,处了产值就要算使用,用于正常生产的臬中间消耗,用于人们消费积累的算最终使用。也就是工业、农业、建筑业等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部门,因为生产需要

享用公共产品(或称为公共服务)就要作为中间消耗,并应给以相应的报酬。这些报酬应该和生产耗用的原材料、零配件一样,作为C,计入企业的生产成本。但对这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报酬,例如安全服务、城乡交通服务、文化教育服务、国家管理服务等,都不好直接计费,很难直接支付。世界各国都采取税收的形式,向财政税务部门缴纳,再由财政给上述公共服务部门拨款,作为“再生产”之用。税收是剩余价值M的组成部分,因而原来剩余价值M中的相当部分,在此已经不是什么剩余了,而是企业享用公共服务的一种报酬和费用。对公共服务支出这种形式上为M而裨上为C的支出,我们称之为Mc,数量很大,但内容复杂,除了为生产服务外,还有相当部分是为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服务,难以计处,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只好冒扩大国民收入总量的失误,作“政府消费”或“社会消费”外理。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在美国有国民收入之父之称的S·库兹涅茨早期的计算,在许多国家其扩大数占GDP的,并有逐步增加的趋势,①现在已经大大超过这个数字和比例。

财政收支一般都讲是剩余产品、剩余价值或国民收入的一种分配,而Mc实质上是一种费用支出,是一种偿付,是成本开支中的C,从性质上它不属于国民收入的内容,因而国家分配理论、福利经济理论、公共需求理论等所讲的内容,与此不相符合,也就是扩大生产范围、对公共产品部门计算产值以后,改变了原有财政收支的经济性质,从而推动财政理论的发展,并且显著地表露出了原有诸财政理论观点存在着偏颇和不足。

国民经济包括无以计数的部门和单位,彼此实行社会大分工、大协作,保证社会再生产正常而有秩序序地进行。只有实行大分工、大协作,才能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企业的正常生产,取得盈利,建筑在其他众多企业大分工、大协作的基础上。否则,离开社会的分工协作,离开公共服务部门的支持,包括安全服务、交通服务、文化教育服务、国家管理服务,生产马上就要停顿,处于瘫痪之中。企业享用各种公共服务,就要给以报酬,不给报酬,公共服务部门就无法存在下去。为了保证社会大分工、大协作,保证社会生产正常有序地进行,一如前说,企业采取“纳税”的形式加以支付,形成纳税双方的收支往来的.经济联系,通过对公共服务部门的经济往来剖析,可以使纳税、收税者双方取得下面的共识:

(一)任何一个生产部门和单位,都享用了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凝结了公共服务的劳动,需要给以相应的服务报酬,作为成本开支中的C,公共服务不便直接计量和支付,一般采用税收的形式,使得M之中存在M。

(二)公共服务部门向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有关部门劳动投入的成果,必须得到报酬或补偿,否则公共服务就要停顿,社会再生产就不能进行。

(三)公共服务部门应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促使各企业更好地发展,进一步降低中间消耗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有了上述三点共识,对于收税和纳税者双方,可以起到良好的推动和协调作用。

对于纳税者,各企业了解自己之所以能顺利生产,是因为享用大量的社会公共服务,他们的产品和盈利中,凝结了公共服务部门的劳动,不能无偿占有,应该给以相应的补偿。得之于众,还之于众,从而会大大减少纳税者的心理矛盾和阻力,心诚意服地纳税。

对于收税者,有了上面的认识,确认收税主要是对公共服务部门的服务报酬,不是对企业外加的额外负担,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向纳税者收税,并且和各种逃税潜心税的行为作斗争。(当然,税收中也包括了一部分再分配的份额)。收税是对过去,用税即拨款是对未来,国家财政要进一步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办教育、办科学、搞好国家管理,发展社会公用事业,为一二三产来的发展,为社会劳动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提供更好的硬软环境和条件。

既如此,财政的收支与社会生产密切相联系,财政理论研究就应该反映这个实际,并进一步促进财政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在此,国家分配论、福利经济论和公共需求论等等,都无法说明财政收支的上述主体内容,只反映财政收支的一部分内容,不能以偏概全。一二三次产业的劳动合称社会劳动,社会劳动创造价值则形成了财政收支和财政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既是出发点又是归宿点,作为理论建设来说,社会劳动创造价值是基于改革开放、基于扩大生产范围,大力发展第三产来产生的,一句话,改革开放推动财政理论的发展。

社会劳动创造价值,一方面作为商品二因素中的“价值”,始终和商品的“使用价值”联系在一起,它代表着无以计数、琳琅满目的商品和劳务;另方面,社会劳动创造价值主要是指创造剩余价值,同等劳动在同等时间内,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的产品,也就是提供更多的商品和劳务,既有生活资料,又有生产资料,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所以讲财政学以社会劳动创造价值作为基础理论,就是讲财政理论研究不能就财政论财政,或者是仅仅考察社会福利、公共需求、国家凭权力分配国民收入等等,而是要把财政收支立足于生产,优化资源配置,落实在生产的发展上。生产发展,财源扩大,使财政与经济密切联系,相辅相成。当然,财政还有基他职能,如公共积累、社会福利等等,但均应以生产为中心,使财政收支建立在更加坚实可靠的基础上,并且对财政工作和财政理论建设,赋予更为重大的任务和使命。

优化资源配置,赋于财政部门以更为重大的任务和使命

资源有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其中包括自然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务资源乃是最重要的资源。有了财务,通过各类市场,可以雇请劳力、购买生产资料,以及租购各种自然资源,以弥补其他资源的配套和不足。财政部门职司财务分配,对国家资源的分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财政部门决不是单纯的管收管支,平衡预算,崦是要立足于发展生产,满足需要,以优化资源分配,协调经济关系为己任,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社会劳动更好地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条件。也就是随着生产范围的扩大,财政部门肩负着更为重要的任务和使命,要求在如下几方面发挥其特定的功能和作用。

(一)发挥对经济增长和产来结构的调节作用。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是税收,商品税、所得税和其他税,税率提高,税额啬,企业收入会相应地减少。财政集中的财力除了作为公共服务的报酬外,还有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用于短线产品或关键产业,对比留给企业安排和支用,结果自然不同,影响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

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比例起调节作用。因此,如何确定税种和税率,以什么方法计证,要不要采用累进制或采用什么标准的累进制计征,其中大有学问。税率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杠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用很大而且更为重要,要求财政部门会同有关各方,以国民经济为整体,瞻顾发展前景,加以研究和确定。应该看到,我国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比过去大大地降低了,国家可以运用的财力,特别是用以解决重点项目、克服薄弱环节、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的能力,已经明显地降低了。这要求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从社会劳动创造价值、优化资源配置、协调产业关系、提高社会经济效益来综合加以研究和确定。

(二)发挥对公共服务部门规模结构的优化作用。作为公共服务部门,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社会治安、城乡交通和国家管理等部门必须有一个合理合适的规模结构,而且会随着经济技术发展和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社会不稳定,安全无保证,一切生产再生产都夫法顺利进行。现代高科技,教育是基础,必须把科技教育放在重要地位,实行科教兴国,但都不能脱离现有的经济技术基础。财政拨款,大增小增或者减少,优化资源配置,使公共服务部门保持合适的比例,这要求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现有基础和发展前景有着充分的了解,统筹兼顾,科学安排,从而使财政

拨款建立在促使各公共服务部门优化资源配置,为社会劳动创造价值提供更好硬软环境的基础上。

(三)发挥对生产发展与社会保障的协调作用。发展生产,满足需要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由此产生的效率与公平问题,在经济学中一直是很难解决的课题。发展生产必须讲究效率,满足需要要求注意公平,建立必要的社会保障体系。但二者是矛盾的统一。在不同经济技术条件下,有不同的比例标准,过多过少都不好,要求财政部门发挥其必要的协调作用。企业财务属于企业范围,但众多财务制度是由财政部门制定的,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和收入分配。财政部门集中的国民收入,一部分也用于社会福利,应该统盘安排,发挥其协调作用。在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一部分国有企业效益低下,长期存在亏损,需要财政补贴或抵消财政收入,显然是不正常的。但事关职工的基本保障、起码的生活条件,又非开支不可。不正常的情况不容许长期存在,它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财政对生产发展和社会保障的协调能力,一定要通过企业改革加以彻底的解决。

三大作用都直接联系到财政的优化资源配置,把有限的财务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但要了解,所有收支都不能仅看数量,不盾质量,质量更为重要,并直接影响数量。一个部门高质量,以较少的人办较多的事,而且办得很好,对财政十分有利;而另个部门低质量,拨款虽多,但人浮于事,而且挥霍浪费,效益低下,直接影响财政对优化资源分配功能的发挥。应该说,这是财政工作最大的不幸。为此,财政必须把部门单位的质量考核和讲究效率放在首位,并且有法律保证,加强法治,革除不正之风,才能使财政部门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

理论源于实践,高于实践,并指导实践。伴随改革开放对财政工作提出的新课题新任务,必然会推动财政理论体系的相应发展,特别是关于社会劳动创造价值、财政收以性质改变的内容;调整结构,建立与财政实践相配套的新财政学理论体系。お&nbsp

改革开放的影响论文 第9篇

【民主生活会发言稿】一“改革创新、奋发有为”大讨论不仅是认识问题、也是实践问题,是具体的行动,必须实实在在地落实到解决深层次问题上。就是要紧扣主题,进一步强化问题导向、找准问题症结,深挖问题根源、推动问题解决,在不断解决问题中把大讨论引向深入,把各项工作推向前进。

纵览省委、市委对“改革创新、奋发有为”大讨论所作的各项部署,鲜明的问题意识贯穿始终。这次大讨论的主要任务非常明确,就是“六个破除”“六个着力”和“六个坚持”,即破除僵化保守,着力解决改革意识不强问题,坚持以改革发展难题;破除因循守旧,着力解决创新精神不足问题,坚持以创新激发动力活力;破除封闭狭隘,着力解决扩大开放不够问题,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破除资源依赖,着力解决市场理念不浓问题,坚持以市场打开发展新通途;破除随遇而安,着力解决工作标杆不高问题,坚持以一流标准创造一流业绩;破除慵懒散漫,着力解决作风不实问题,坚持以过硬作风彰显担当作为。

对照任务找差距,对照差距找不足,我们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市长期积累的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矛盾远未解决,转型发展处于“结构反转”的紧要关头,还有许多难点亟待攻克、许多短板亟需补齐,今年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难度和压力增大,风险和困难明显增多;全面从严治党“修复生态、培植土壤”任务仍很艰巨;干伍的发展境界、工作作风、能力水平与关于“紧紧抓住机遇,勇于改革创新,果敢应对挑战,善于攻坚克难”的指示要求相比,还存在许多不适应的地方。尤其是对“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胜”在认识上还不够深刻,对“发展前进一步就需要改革前进一步”在把握上还不够到位,对“始终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在践行上还不够有力。

问题是实践的起点、创新的起点,抓住问题就能抓住经济社会发展的“牛鼻子”。开展“改革创新、奋发有为”大讨论,就是要以目前存在的问题为靶心,聚焦短板深刻反思,围绕问题集中发力。通过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突破,一步一个脚印,积小胜为大胜,积跬步致千里,不断推动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在晋中深耕细播,答好新时代晋中高质量发展的“新考卷”。

问题导向重在落实,难在实干。任务异常繁重,停舟一刻、千帆竞过。全市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机遇意识、发展意识、竞争意识、开放意识,进一步提高世界眼光、国际视野和对外开放的整体水平,进一步振作勤奋敬业、求真务实、精益求精、勇创一流的精神状态,以“等不起”的责任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和“坐不住”的紧迫感,咬定目标,迎难而上,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扎实工作、奋力攻坚,把大讨论中激发出来的热情,转化为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动力。

【民主生活会发言稿】二“改革创新、奋发有为”大讨论是山西省委面对新时代新要求,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部署,是山西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庄严宣示,非常必要、正当其时。开展好“改革创新、奋发有为”大讨论,是学习贯彻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关键举措,梳彻落实省委十一届六次、七次全会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现实需要,是推动党建工作提质增效和学校振兴发展的具体行动。这次大讨论对学校现在以及将来的建设与发展都将产生深远而重要的意义。

大讨论是一场思想觉醒、革故鼎新的学习实践,是一场求真务实、拓展新局的学习实践,是一场守住底线、勇攀高峰的学习实践。聆听了张书记的动员讲话和两位专家教授的政策讲解,我们更加坚定了勇立潮头、锐意开拓、争先进位的信心和力量。

一是要围绕省委和校党委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良好的精神状态和扎实的工作作风,认真组织开展好大讨论活动并将活动不断引向深入,进一步打开思想解放大门,从大讨论中学思路、找措施、改作风,激发出改革创新的新动能,激发出奋发有为的精气神,以大讨论新成效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推动学校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二是切实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按照校党委部署,深入对照“六个着力”“六个坚持”,以更加精准的问题导向,更加昂扬的奋斗姿态,把握关键环节,扎扎实实开展好大讨论活动,结合实际对标先进找差距、补短板、抓落实、求实效,在改革中担当,在创新中作为,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大讨论各项工作任务,进而带动学校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实现“六个新突破”。

三是突出问题导向,按照大讨论总体要求,深入查摆自身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聚焦薄弱环节,做好规定动作,创优自选动作,把搞好大讨论与做好自身工作统一起来,提升精神状态、工作标准和本领能力,担当干事、激情干事、开拓干事,以大讨论的成效带动各项工作高标准完成,进一步夯实基层组织党建工作基础。

四是要巩固提升、创新奋斗,始终坚持抓好成果转化运用,持续推动高水平学习讨论成果转化为全体党员干部群众积极投身高质量发展的行动,充分运用大讨论成果,形成一批务实管用、可复制推广的制度机制,以行动和成效把大讨论落细落实,为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教学型医科大学而努力奋斗。

【民主生活会发言稿】三2月12日至13日,我参加了学校举办的“改革创新、奋发有为”大讨论党支部书记集中培训班。聆听了校党委张俊龙书记的开班动员辅导,山西大学原党委副书记鲍善冰教授和省市场_副局长李志强教授分别作了解读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中国_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和《在“两转”基础上全面拓展高质量转型发展新局面——省委十一届六次、七次、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解读》的专题报告,观看了专题片《_在山西》,并参加了分组讨论。培训班深刻阐述了省委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开展“改革创新、奋发有为”大讨论的重要意义,指出了学校大讨论的重点。

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40年的光辉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提醒我们,只有不断改革才能持续发展,只有不断改革,才能逐渐缩小差距,只有不断改革,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强调:思想不解放,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拿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解放思想就要坚决破除等、靠、要等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善于用创新思维谋划工作。改革开放40年来,解放思想梳穿始终的一条主线。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改革创新需要广大党员具有敢于担当的意识、主动担当的勇气、能够担当的信心、善于担当的能力和积极担当的行动,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在拼搏进取、追求卓越中展现忠诚担当,做好分内应当做的事,承担好应当承担的义务,完成好应当完成的任务,做好应当做好的工作,才能促进发展,实现最初目标。

【民主生活会发言稿】四按照省委部署开展的“改革创新、奋发有为”大讨论要求,xx县围绕“六个破除”开展了大讨论学习。此次活动紧扣主题,聚焦“六个破除”,突出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实践导向,将会议精神贯穿落实到日常工作中去。

作为一名年轻的组工干部,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情况,有以下心得体会:

一是要以破除思想保守僵化为准,认真对照文件,明确思想症结所在,积极学习新思想,在日常工作中,主动谋划,在实际工作中边干边解放思想,勇于开拓创新。

二是要以破除工作标杆不高为准,取其上者得其中,取其中者得其下。在工作中克服随遇而安,要求不高,坚持一流标准创造一流业绩。

三是要以破除“慵懒散漫”为准,在工作过程中加强自律自觉,克服自由散漫作风,实干担当,以过硬作风彰显担当作为。

【民主生活会发言稿】五各位领导,同志们:

根据“改革创新、奋发有为”大讨论活动总体安排,现将省文化和旅游厅及我本人对标一流述职如下:

一、工作情况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主持中心组学习、专题研讨xxx次,为xx余名党员讲党课,组织xx名干部参加精神学习班,推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新时代文旅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朝着既定目标发力。

扎实推进“三基建设”。主持制定“三基建设”重点任务清单,召开推进会及调研督查10次。印发支部建设8个流程图,制定“一目录、三手册”,健全完善65项制度,组织12000人次参加“五大培训”工程,较好发挥了“三基建设”对全局工作的基础和保障作用。

扛起党风廉政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主持召开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议,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2次与新任处级干部集体廉政谈话,督促各级领导开展300余次谈话。4次组织研判意识形态工作,出台5个规范性文件,确保文旅领域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向纵深发展和意识形态安全。

圆满完成机构改革任务。研究起草“三定”草案,力求文化和旅游全面深度融合。旗帜鲜明提出重实干重实绩的工作导向和用人导向,牵头制定人员调配方案,兼顾文旅融合、总体平衡、专业对口、工作延续、业务交流、个人意愿等原则。机构改革期间全厅上下思想不乱、工作不断、干劲不减。

全力落实综改任务。在全国首家提出省域部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任务,争取到包括文化生态保护区在内的非遗保护中央专项经费xx万元,位居全国前列。制定《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实施方案》,支持大同创建部级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推荐右玉、左权开展申报。

艺术创作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见成效。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群众文化系列活动、首届山西非遗博览会、“黄河之魂·长城博览·大美太行”美术作品展营造出主旋律响亮、精神风貌高昂的时代氛围。上党梆子《太行娘亲》入选2018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重点扶持剧目,xx个项目获2019年度国家艺术基金逾xx元资助,位居全国第二。说唱剧《解放》、舞剧《一把酸枣》分别举办千场纪念演出。晋剧《傅山进京》、舞剧《粉墨春秋》被文化和旅游部雒树刚部长写入《改革开放40年舞台艺术成就与经验》一文,并给予高度评价。

2018年,全省实现旅游总收入xx亿元,同比增长xx%,增幅高于全国平均值。“免费送戏下乡一万场”民生实事完成xx场。百趟旅游专列入晋游达xx列,成功举办全省旅发大会、长城游学推广、大河文明旅游论坛等大型活动。

二、存在的不足

一年来,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对照“改革创新、奋发有为”大讨论活动要求,特别是在“六个破除”“六个着力”“六个坚持”方面还存在不少差距。一是改革意识需要持续加强,学习北京、上海、江苏等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转化应用成功经验、先进理念方面做的不好。主要是对山西在“两转”基础上全面拓展新局面,“进则全面振兴、退则必然落后”的紧迫性认识不足。二是创新意识不够,推进文化和旅游理念融合、职能融合、产业融合、市场融合、服务融合、对外和对港澳台交流融合方面还没有探出山西路径、融出山西特色。主要是立足山西文旅资源禀赋、地域特点,以战略和改革的思维推动工作、难题不够。三胜作标杆不高,你追我赶、争先进位的氛围不浓厚。对表中央精神,对照省委要求,对标全国先进理念和行业先进标准,向第一方阵挺进的奋勇奋发奋斗姿态不足。四是对外宣传交流推介的方式方法比较简单,“走出去”还需加大步伐。如“山西优秀舞台艺术中华行”“百趟旅游专列入晋游”等很多项目还需要再挖掘、再延伸,宣传推介渠道需要再拓展、再创新。五是市场理念需要进一步增强。结构不优、质量不高和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突出,距离“战略性支柱产业”的目标差距很大。主要是顺应市场规律、研究市场、培育市场、开拓市场,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提供更多的优秀文旅产品和优质服务作用发挥的不好。六是聚焦重点抓落实的狠劲韧劲不够。推动省域部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和全域旅游创建等重大改革任务,硬的措施和实的招数不多,强的作风还没有很好的树立起来。

三、下一步改进措施

扎实开展“改革创新、奋发有为”大讨论,以思想觉醒和奋斗姿态实现新时代山西文旅改革开放再出发。一是担起主体责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夯实廉政目标责任,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二是对标一流。找准找全找细存在的差距短板,刨根究底、追本溯源,强化措施、落实整改,推动更多工作向全国第一方阵、最高水平挺进。三是坚持“宜融则融、能融尽融”。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在推动各领域、多方位、全链条融合实践中找到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有效路径。四是以“打造富有特色的文化旅游强省”目标引领干部新担当新作为。以担在关键、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责任担当,以一年更比一年强、一年更比一年好的工作实绩向省委省政府、向全省人民群众交上文化和旅游答卷。

改革开放的影响论文 第10篇

苏轼与王安石,一对政治上持不同观念的对手。他们的矛盾,始于熙宁二年(1069 年)宋神宗积极推行王安石变法开始的。因为在这之前,老苏写《辨奸论》,矛头直指王安石,苏东坡和弟弟子由都认为老苏责骂得太重。但事实是,正是王安石变法产生的严重后果,彻底打消了苏轼对于王安石的幻想,把他们逼向了政治的对立面,简单来说,可以把这一对立面归纳为为朝与为民的对立。

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有研究学者对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这其中还包括引申到后期的新学与蜀学之争)进行分析研究,纵观这一段时期以来的研究,笔者发现,其争议的核心主要放在苏轼与王安石政治主张不同,价值观的差异,以及由这两人的关系引申出来的老苏与王安石的关系问题;司马光、韩琦、富弼等仁宗时期的重臣与王安石、吕惠卿、李定、章惇等神宗时期以及神宗后期的重臣之间的对抗问题,从现有发表的学术期刊以及著作来看,这些问题都已经被广大学者所研究到了,并且观念的碰撞还是相当激烈以及精彩的,本文拟从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对于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问题的态度的研究成果来做报告综述。

一、苏轼与王安石至死不和说

关于苏轼与王安石至死不和这样的说法是最为传统的观点。翻看2000 年以前的相关论文,至死不和说颇为多见。因为苏轼与王安石处在不同的政治集团之中,他们的政治主张是不一致的,在王安石变法之中唯一得到苏轼认可的就是免疫法,其他诸如最为人所熟知的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等都得到苏轼的全盘否定。尤其是最令人熟知也令苏轼最痛恨的青苗法,发展到了后期变成了强迫贷款,这种“苛政猛于虎”式的后果使农民情愿收成不好或者遇到自然灾害也不愿意丰收,农民丰收的后果是被迫缴以前欠下的税以及利息,甚至到了贩卖妻儿、坐牢,为他作担保的邻居也搞得家破人亡。

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轼再也坐不住了。照道理来说,1069 年2 月至1070 年末的苏轼在朝中担任史官的小职,他是没有权力去参与王安石变法的。但在这个时候,苏轼还是冒着风险呈上了他的《御试制科策(并问)》和《拟进士对御试策(并引状问)》,其矛头直指新法中的青苗法,其后又呈上《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其中提到了自己的主张“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听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这直接导致了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走向了公开破裂,之后苏轼就去了杭州做通判。

这里还需要补充一点,也是历来学术上争议的焦点,就是《辨奸论》的真伪问题,笔者翻阅了与至死不和说相契合的论文,大多数都认为《辨奸论》是老苏自己的真迹,并且有些论证是以《辨奸论》为真的前提下展开论述的。

关于苏轼与王安石至死不和说,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就是 1980 年苏轼研究的大家———现在的四川大学教授曾枣庄先生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过的一篇名为《苏轼< 与滕达道书> 是“忏悔书”吗》的论文。文中明确提到的结论就是“我们应当如实承认苏轼一生都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一生也都坚持自己的丰财,强兵,择吏的革新主张。”

1990 年阎笑非先生在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上刊发了名为《试谈苏轼与王安石关系》一文,则更加激进地对苏轼与王安石的友好关系加以彻底否认,其观点颇有新意,很值得一看。阎先生在他的结论中谈到:“苏轼与王安石并没有什么私人友谊,苏氏父子兄弟同王安石之间结怨很深。苏轼同王安石结怨并不始于熙宁年间,其根本原因也并不在于政治原则方面的分歧,而是出于封建地主阶级文人因争夺名利而相轻乃至嫉妒的心理。苏轼虽然是以全面否定新法的姿态批评新法的,但批评中有分析,也有所肯定。而对王安石其人则不然,苏轼对王安石是坚决反对,彻底反对,终生反对的,直至王安石死后仍是如此。而王安石为封建社会中杰出的地主阶级思想家、政治家,虽然不可能完全摆脱那种时代风习的影响,但从他对待苏氏父子兄弟看来,他还是比较有胸怀、有政治家风度的。从现象上看,苏、王之间虽然有过一、二次书信往还,诗词唱和,但这些根本谈不上什么私人友谊。” 从阎笑非先生的观点来看,苏轼与王安石之间的矛盾并不是某一点上的矛盾,而是从根子里彻底就是一对矛盾的个体,是嫉妒心理。他们的至死不和是彻底的,也是无法修复的。

胡金旺老师在2012 年第二期《兰州学刊》发表了一篇《苏轼与王安石在< 尚书> 诠释上的分歧》,选取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角度,从两人对待儒家经典《尚书》的态度来研究两人根本的矛盾,苏轼从情出发,王安石从智出发。即:“苏轼在< 尚书> 诠释上对王安石的批判是以其哲学思想为基础的,其中的分歧是二人的哲学思想在经学诠释中的必然反映。”可以看出,两人对待经学的不同态度是他们无法调节的根本矛盾,通俗点来说,他们并不属于同一个世界。

从以上列举的相关论文来看,苏轼与王安石的至死不和说还是应当受到足够的重视的,他们是下一章亦敌亦友说的源泉,也是苏轼与王安石关系的一个主要的'研究方向,未来值得拓宽的空间还是有的。

二、苏轼与王安石亦敌亦友说

苏轼与王安石亦敌亦友的观点是当前比较主流的看法,亦敌亦友的落脚点是在后面这个“友”字上,这表现了他们在某些方面的共同点。持有这一派观点的学者是在反驳至死不和的观点下发展出来的,他们认为虽然苏轼和王安石的政见不同,但那只是对于改革所用的方法不同,其实都是殊途同归的,此外,这一批学者认为苏轼与王安石对于彼此的才气还是非常欣赏的,尤其到了晚年他们两人对于佛学都颇有造诣。元丰七年(1084 年),在苏轼黄州获赦之后去常州之前专门去了一次金陵和王安石见了一面,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这应该是苏轼与王安石最后的一次见面了,他们共同游玩了好几天,聊了很多,应和之作也留下不少。

打响亦敌亦友说第一炮的这位人物就是朱靖华。他早在1981 年的青海社会科学刊物上就发表了一篇名为《苏轼与王安石、司马光的异同———兼论当前评价苏轼的几个问题》的论文中,谈到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时候,就认为苏轼与王安石变法的关系并不是你死我活的完全敌对关系,仅仅只是同一个派别、歧见之争,是变革方法上的分别,并不对立。

接下来,刘乃昌老师在1982 年出版的著作《苏轼文学论集》中也认为“苏轼同王安石的关系,有牴牾,有接近,情况是较为复杂曲折的,他们在对变法改革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和争论,但未由此演为互相攻击,却始终保持了友谊,并能在学术、文章上相互磨砺和推崇。”

而对于以上两位老师保持相同观点是名为《苏轼与王安石变法》1984 年发表在华中师院学报第2 期的夏露,对苏王之间的关系,她更加推进了一步,认为王安石在王安石变法中既表现出来的大智大勇,挽狂澜于既倒的胆识和才华,也有雷厉风行的实际行动,而苏轼则是深思熟虑,稳妥周全。这是说明他们两者对于改革问题处理起来的风格不同,他们的共同点在于“他们是宋代积弊的清扫者,同时又是宋代腐朽政治的牺牲品,政治上的悲剧性质是相同的。”

改革开放的影响论文 第11篇

一、当前中国改革开放面临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当前改革面临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改革最需要解决的关键是什么?应该是思想障碍。回望30年前中国的现状,乃是思想偏激、思想不够解放的结果。而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正是思想一步步得到解放,不断与时俱进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敢触”“打破条条框框”的结果。思想的解放在改革进程中最关键,尤其是广大领导干部的思想要解放。因为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使中国现代化转型走到了历史关口,继续前行唯有解放思想敢于闯出一条新路,使广大领导干部及时用不断发展的理论和思想来指导实践与改革进程。唯有如此,才能广泛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坚持精神自由氛围,融汇创造中国的伟大思想,也真正才能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闯出一条让中华民族真正崛起的道路。

二、改革开放要改革什么?要改革的问题在哪里?

当前改革开放要改革的重点应该是在政治领域。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确切的是说“经济改革开放”而非“政治的改革开放”,经济领域经过30年的探索已经并正在形成一条新的路子,而现在要改革或以后必然要改革的真正障碍是在政治领域。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政治改革?民主真正有那么重要吗?

首先,从表面看,历史上的大国崛起是建立在器物文明之上,物质文明的发达是其突出特征。而实质上,国家的真正崛起的过程是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突破而起步的,而非表面的物质文明。经济要发达可能不需要民主,甚至集权更有利于经济的发达;但是国家崛起和实力强大的可持续性必然需要民主。这一点可从世界历史上九个大国的崛起过程中得到启示:战争、贸易、掠夺、科技等都可以使国家崛起,但是只有政治改革过关、民主得到发展的国家,崛起才具有可持续性;否则国家崛起之后又趴下去了,不具有可持续性。

其次,改革开放需要思想的解放,而思想的解放必然会有政治上的民主。但是很多人包括很多社会精英担心搞民主会引起社会动乱。我认为这是对历史的错误认识,因为民主是有利于稳定的。关键是要在恰当的时机和条件下搞民主,民主才能成功。比如印度,这个从1947年独立后十几届政府都是和平过渡的国家,宗教矛盾、_、人口矛盾等十分尖锐,设想一下没有民主的印度,社会会动乱到什么程度。但是因为民主,不管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印度的政治一直很稳定。这是印度政治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三、改革开放要改革到哪里去?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改革开放的影响论文 第12篇

1 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历程回顾

始于 1978 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已经走过了 35 个年头。过去的 35 年,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长足发展,综合国力显着提高、国际地位明显提升、居民生活水平显着改善的 35 年,也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与城市建设取得非常显着成就的 35 年。在这辉煌的 35 年里,我国城镇人口由 1978 年的 亿人迅速增加到2013 年的 亿人,年平均增长 ,城市化水平由 提高到 ,年平均增长 个百分点;城市个数由 190 个增加到 2012 年的 658 个,平均每年增加 14 个;建制镇的规模不断扩大,由 2 176个增加到 2012 年的 万个,平均每年增加 520多个。

图 1 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水平的变化。不难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具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城市化进程大致可划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城镇化起步阶段:改革开放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该阶段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要动力推动城镇化发展。其特点是原有城市的吸纳和新建城市的转化速度都比较高,恢复性的先进城后城建的发展模式占主导地位,由乡镇企业和城市改革双重推动城市化,老城市发展比较缓慢,新城市特别是小城镇、小城市快速发展占主导地位。1978-1992 年,城镇化总体水平从 提高到 ,年均提高 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之前 29 年城镇化速度(年均提高 个百分点)的 倍和世界同期城镇化速度的 2 倍(年均提高 个百分点)[1].

城镇化成长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该阶段城镇化全面推进,以城市建设,小城镇发展和普遍建立经济开发区为主要动力。1998 年 10 月,_中央第一次提出了“小城镇、大战略”,而不再是“小城镇、大问题”;2000 年的“十五”规划进一步提出“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将城市化提到战略高度;2002 年的_报告提出“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可见这一阶段的城市化方针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已跳脱出起步阶段限制大城市发展的路径。2011 年,我国城镇化率历史性地突破 50%,标志着我国已经正式进入城市型国家行列。1995-2014 年间,城市化率由提高到 ,年均提高 个百分点。

2 我国城镇化发展取得的成就

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

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主要是在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后的 30 多年的时间里。从解放初到改革开放前的 29 年时间内,我国城市化水平只提高了 个百分点;而改革开放之后的 35 年时间内,提高了 个百分点,是前一阶段的 3 倍多,每年平均提高 1 个百分点。根据世界银行人口资料数据,1980-1990 年的 10 年中,世界城市化水平提高了 4 个百分点,中国提高了7 个百分点;1990-2000 年的 10 年中,世界城市化水平提高了 个百分点,中国提高了 个百分点;2000-2010 年的最近 10 年中,世界城市化水平提高 个百分点,中国提高了 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的 35 年中,我国城市化水平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 ,远快于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历年平均 的增长速度,见表 1.

城市布局日趋完善

目前我国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体系基本形成,初步形成了“655+20 000(城市和建制镇)”的框架体系。城镇集群也在逐步形成,已初步形成 4 个成熟的城镇群和 11 个半成熟的城镇群的格局(表 2)。从宏观空间看,我国城镇“大分散、小集中”空间格局正在形成,表现为与我国地理环境资源基本相协调的东密、中散、西稀的总体态势。从微观看,城市内部空间,中心城区、近郊区以及远郊县的城镇空间结构层次日益显现[2].随着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我国“大分散、小集中”的城镇空间布局将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城镇建设成效明显

伴随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不断完善,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显着提高。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由 1981 年的 7 438km2扩展到 2012 年的 45 ,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由 1978 年的 增加到 2012 年的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1978 年的 元增加到 2012 年的 24 565 元,历年平均增长速度为,恩格尔系数由 下降到 2012 年的 ,城市用水普及率由 提高到 2012 年的 ,城市燃气普及率由 提高到 2012 年的 ,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由 增加到 2012 年的.城市化发展取得的这些巨大成就,拉动了国家经济增长,优化了城市产业结构,为国民积累了巨额社会财富,促进了城市综合竞争力不断提升,城市功能不断完善,推动城市建设迈上新台阶。

3 我国城镇化存在的`主要问题

过去 30 多年,虽然我国城市化发展比较快,每年上千万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且目前城市化率已超过 50%,但城市化质量总体不高,按户籍人口计算城镇化率仅为 35%左右,同时这种传统城市化发展在引领投资需求、扩大内需及带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目前,我国如火如荼的城市化进程正面临着以下难题和挑战。

各省(市、区)城镇化水平差异较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其天然的地理优势,获得了率先对外开放的政策红利,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率先成立,一批沿海、沿江城市陆续对外开放,吸引了大量港澳台资企业的涌入,并迅速启动了沿海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与此同时,在工业化的带动下,沿海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也快速推进,吸引了本地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以及大量内地劳动力的流入。2012 年,上海成为我国城市规模最大和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城镇总人口为 2 137 万人,城镇化率为 ;北京仅次于上海,城镇化率为 ,天津为 ,排名第三。其他省份中,城镇化率较高的有广东为 ,辽宁为 ,全国城镇化最低的为西藏和贵州,分别为 和 .总之,我国城镇化水平地区差异明显,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的态势。

城镇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

城镇化和工业化是现代化进程中密切关联的两个方面。通常认为,工业化是城镇化的经济基础,工业化带动城镇化,而城镇化又会反过来促进工业化的发展,因此他们应该是协调并进的。判断城镇化超前还是滞后,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既可以通过城镇化与工业化水平的比较,也可以通过城镇化与非农化水平进行比较,还可以进行国际比较[3].从 1950 年到 2008 年,中国的工业化一直超前于城镇化,也即中国的城镇化一直是滞后的,2009 年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问题才得到基本解决。但城镇不仅是第二产业的聚集地,也是第三产业的聚集地,因此,能够综合反映第二、第三产业状况的非农化指标,也是衡量城镇化水平是否滞后的重要参照系。从产值比率来看,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一直滞后于非农产业产值比率。从非农产业就业比率来看,城镇化水平也明显滞后于非农化率。

行政管理体制与经济发展矛盾突出

我国城市等级与行政级别挂钩,共有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和县级市四个类别。行政级别越高,城市等级越高,从上级政府的角度会给予较多的关注与投资倾斜,而较少考虑城市本身发展的潜力与实力,使得一些有发展潜力的城市可能会因为行政级别低而受到制约[4].目前在东部沿海地区存在一些城镇规模已经达到中等城市水平,但是从行政级别上却还是一个镇的建制。如东莞市的虎门镇和长安镇,其经济规模和人口已达到中等城市的水平,但却还是一个镇,导致它的财政、市政规划和管理不能享有城市权限,这被学者形象地称为“小马拉大车”.还有一些城市在经济上已经有趋于一体的趋势,但是在行政管辖上却分属于不同的行政主体,不能从行政上成为一体,难以有效整合与利用资源,从而造成重复建设、过度竞争,甚至以邻为壑。刚性的行政体制与快速城市发展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并逐步开始出现制约城市发展的弊病。

粗放型发展模式较突出

随着经济、社会及城市的发展,经济、人口与环境、资源协调发展面临的压力日益增大。人口红利消耗殆尽,大气污染日趋严重,城市垃圾量越来越大,清洁水源和污水处理任务非常艰巨,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宜居城市建设的最大短板。土地资源有限,单位土地面积产出效率不高,发展空间不足,环境容量有限,未来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压力不断增加。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源和环境成本缺乏内生化的长效机制。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树立精明增长理念,走紧凑型城市发展道路,成为一个亟待研究的重大问题。

城乡二元结构仍未改变

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长期保持在 以上,城乡收入差距成为我国区域差距的主要方面。城乡在收入水平、社会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上差距比较大。城乡之间明显的二元结构及差异制约了农村消费市场的开拓和挖掘。目前,2 亿多进城农民工尚未真正成为市民,他们的户籍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呈现出人口的不完全城市化或虚假城市化现象。未来 20 年,我国还有约 4 亿农民将转变为市民,如何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并平等地享受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城市公共服务,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课题[5].

城市管理水平严重滞后

我国东部沿海城市流动人口数量庞大,各类社会矛盾比较集中,城市管理体制不完善,城市管理水平还不够高。城市基础设施承载功能、产业服务功能和高端要素集聚功能与城市化发展速度相比有不少差距。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社区服务、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等还需进一步提升,城市软环境有待继续优化。

4 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未来展望

城镇化的发展正在对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未来几十年,我国城市化仍将处于高速发展中,将有超过发达国家劳动力总数的乡村劳动 力 转 移 到 城镇。如何从低生产力水平转向高生产力水平,这是对人类社会进程的一个巨大促进。中国的城镇化不仅决定着中国的未来,而且也决定着世界的城市化发展进程。我国城镇化发展还面临不少问题,迫切需要从传统城市化道路向新型城镇化道路转型升级,加快城镇化进程,着力提升城镇化质量。

一是大力促进东中西部城镇化协调发展,选择一些发展基础较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的区域作为区域性城镇中心;二是加强构建以城市群和都市圈为主体形态的城市体系,强化城市群内城际轨道的规划和建设,实施大范围分散,小范围集聚的城镇化布局;三是着力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促进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空间城镇化、生态城镇化、社会城镇化“五位一体”协调发展;四是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五是同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有序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六是加快土地确权登记和土地流转,深化户籍制度等配套改革。

参考文献:

[1]_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城镇化:前景、战略与政策[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0.

[2]刘勇.我国城镇化战略的演进轨迹和操作取向[J].改革,2012,(9):18-30.

[3]蔡秀玲.中国城镇化历程、成就与发展趋势[J].经济研究参考,2011,(63):28-37.

[4]陈甬军.中国的城市化与城市化研究·兼论新型城市化道路[J].东南学术,2004,(4):23-29.

[5]石忆邵.中国城市化发展态势分析与制度创新[J].城市规划学刊,2011,(5):31-36.